隆中对在整部三国演义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它是诸葛亮为刘备提供的最高战略方针和决策，是蜀汉集团立国平天下的最高指导思想，对隆中对战略决策成功的和不成功的实施贯穿整个蜀汉集团的发展兴亡史，并对当时以魏、吴、蜀三国为主体的天下战略大格局的演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以下即为隆中对全文：
隆中对：“自董卓已来，豪杰并起，跨州连郡者不可胜数。曹操比于袁绍，则名微而众寡，然操遂能克绍，以弱为强者，非惟天时，抑亦人谋也。今操已拥百万之众，挟天子而令诸侯，此诚不可与争锋。孙权据有江东，已历三世，国险而民附，贤能为之用，此可以为援而不可图也。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国，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资将军，将军岂有意乎？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业。刘璋暗弱，张鲁在北，民殷国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将军既帝室之胄，信义著于四海，总揽英雄，思贤如渴，若跨有荆、益，保其岩阻，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百姓孰敢不箪食壶浆以迎将军者乎？诚如是，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矣。”
可以看出，隆中对有四大决策步骤：从“自董卓已来”到“智能之士思得明君”为对天下形势的分析。在对天下形势的分析之基础上，得出刘备建立根据地的可能性。这一步内含在天下形势的分析中，具体为从“荆州北据汉、沔”到“智能之士思得明君”。从“将军既帝室之胄”到“内修政理”为建立和巩固根据地的大政方针。最后，从“天下有变”到“汉室可兴矣”为完成复兴汉室大业的战略举措。将四个环节前后贯通起来，可见隆中对决策的总体思路是：由于曹操和孙吴政权的基础已经不可动摇，两大集团的战略态势已成定局，所以必须为自己寻求别的势力范围建立根据地，符合这种战略目的的地盘就是荆州和益州，因为两地都有各自的优势但未得其主，因此可先占领荆州和益州立稳脚跟，之后通过内政和外交两方面的努力，一方面增强自己的实力，另一方面争取一个有利的周边环境——主要是联合孙吴政权，然后抓住机遇，兵分两路出击以定天下，最终完成汉室复兴之大业。
进一步简化，可以看出，隆中对要完成的有两件事，按照流行的表述，有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两个层次。最低纲领是实现“三分天下有其一”，这可称为“霸业”，最高纲领则是以此为基础，混三为一，一统天下，这可称为“王业”。
我们来看隆中对和诸葛亮北伐的战略得失：
评价隆中对，最重要的一点是首先要明白：隆中对要达到的最终目标，复兴汉室是违背客观规律和历史发展的大趋势的，按照古人的说法是逆天而行。由于隆中对在战略上、全局上错了，因此无论采取多么高明、巧妙的策略，最终的结局只能是失败。其实早从桓、灵二帝开始，汉室即无明君，昏庸之极，老百姓苦不堪言，汉室失去民心已非一日，否则又怎会出现各地造反不断的天下乱局，直至发生席卷全国的黄巾大起义？汉室上违天命，下悖民心，因此汉室可兴根本就是一相情愿的幻想而已。而与汉室对立的汉“贼”——曹魏政权，历经曹操、曹丕、曹睿的治理，不仅生产得到恢复，而且经济越来越繁荣，又多次减轻赋税，老百姓安居乐业，魏已经深得民心，而北伐战争连绵不断，侵扰、破坏了百姓的安定生活，百姓惟恐避之不及，怎么可能“箪食壶浆以迎将军”？事实是，魏国百姓每当蜀军入侵时，都坚决响应司马懿制订的坚壁清野的方针，不给蜀军提供任何物资，诸葛亮每次进军都因粮草不济而退兵。尤其是曹操，人多称其为奸臣，实际上曹操雄才大略，是历史上不可多得的杰出人物。有三件事有助于我们从正面了解曹操。第一件事“年二十，举孝廉，为郎，除洛阳北部尉。初到任，即设五色棒十余条于县之四门，有犯禁者，不避豪贵，皆责之。中常侍蹇硕之叔，提刀夜行，操巡夜拿住，就棒责之。由是，内外莫敢犯者，威名颇震”。可见，曹操执法不避权贵，堪称严明公正。第二件事，正当朝野对董卓束手无策之时，曹操提出自己可以献刀为名，伺机刺杀之。虽然这件事最终没有成功，但曹操为了汉室能够不顾个人安危的义举是很难能可贵的，也非常让人钦佩。第三件事是曹操因行刺失败逃回家乡，举义旗号召天下共击董卓，十八镇诸侯齐聚山东，曹操并没有自居盟主，而是和其他人一样推举袁绍主盟，由此可见曹操为国为民不记个人名位的大公无私之心。而在曹操当上丞相之后，至少扫平了大多数群雄，稳定了北方，并长期防止了匈奴对中原地区的入侵。如果没有曹操，汉代末年将更为混乱——正如曹操自己所言，天下不知将有几人称王，几人称帝；因此人民的生活也必将会更加艰难困苦，可见曹操无论对汉室还是百姓都是功不可没。如果联系到以后两晋时期的匈奴入侵、五胡乱华造成的战乱频仍、民不聊生的惨状，我们更可以看出曹操在历史上的巨大贡献和意义。汉室不去做也没有做到的曹操替他做并且也做到了，如此社稷之臣，只要不带偏见，而是本着客观公正的精神实事求是的评价的话，任何人都不会以贼视之的。
下面我们具体评价隆中对本身。
1、毛泽东评点诸葛亮"其始误于隆中对，千里之遥而二分兵力。其终则关羽、刘备、诸葛亮三分兵力，安得不败"。一出益州，一出荆州，乃毛泽东所言“千里之遥而二分兵力”；刘备在占据荆州之后又西取益州，荆州由关羽驻守；占据成都之后，诸葛亮又进军汉中，即毛泽东评说的"关羽、刘备、诸葛亮三分兵力"。三分兵力使本已弱势的蜀汉政权兵力不得集中，国势分散，战而无功，最终灭亡。
2、由于没有真正执行好隆中对联吴抗曹的战略决策，也由于诸葛亮逆历史潮流而动，在时机不成熟的条件下发动北伐战争[东吴在这一点上更明智]，三者的战略关系实际上演变为：东吴集团总是坐观西蜀与曹魏两大集团之成败并想方设法趁火打劫——当然，东吴集团如此决策也不是很高明，虽然短期内占取西蜀的便宜是有利之事，但从长远来看，削弱西蜀归根到底也就是削弱东吴，因为西蜀与东吴，合则两利，分则两害。在荆州问题的处理上，西蜀与东吴都是因小失大，加剧了联盟之间的内耗，削弱了与曹魏集团抗衡的实力，而西蜀的策略尤其失败，因为在荆州问题上，西蜀一直处于消极防御、被动挨打的局面，从来就没有将战略主动权抓过来，因此，本来应该是西蜀争取联合东吴抗衡曹操，结果却成了西蜀一方面与东吴在荆州问题上陷入僵局，疲于应付，最终终于失掉荆州，而且引发了蜀吴两大盟友的对决，两合不成反成两伤，另一方面更严重的是与实力最强劲的曹魏集团打起了必败无疑的消耗战。西蜀实力最弱，却在两条战线上与实力比自己强大的敌人作战，怎能不败？荆州丢失之后，西蜀与东吴开战，陆逊火烧连营七百里，西蜀犹如一个武林高手受了很严重的内伤，虽然以后功力有所恢复，但毕竟真元有损，却和内力第一的曹魏拼起了内力，终于内力衰竭而死。因此，诸葛亮在最高战略层面陷入最坏的结局：整个蜀国二分兵力，分别对付曹魏和东吴。在荆州问题上，诸葛亮的错误在于，自始至终没有制定切实可行的战略规划，而只是采取拖、推甚至赖的方式回避问题，而且由此更激怒了对方，伤了两家和气，树立了一个强敌；东吴的错误在于，太过于贪婪，非要把整个荆州都据为己有，逼人太甚，让人无法接受。双方如此决策，只能使矛盾不断激化，冲突不断升级，最终只能是两败俱伤，事实也的确如此。从西蜀与东吴的策略失误上更反证曹魏集团战略之高明：一方面以最小的代价逐步消耗掉西蜀的实力，另一方面借东吴的力量对付西蜀，当关羽锋芒直指曹魏都城时移祸江东，当时关羽水淹七军，威胁到许都，众人皆曰迁都以避其锋，曹操亦然之，司马懿出主意让东吴袭关羽之后，利用两者之间在荆州问题上的矛盾，成功的将危机转嫁给西蜀和东吴，使两者互相消耗，最后再各个击破。司马懿之老谋深算由此可见一斑，此策略的意义决不次于赤壁之战，最终从根本上改变了三国之间的战略格局，赤壁之战奠定了三足鼎立的格局，司马懿这个策略则是三国归一统之始，“上兵伐谋”，高妙之极，三国最后归于司马一家不冤[老不看三国，少不看西厢，言之有理]。比较理想的一种解决方式是：双方通过谈判划定各自在荆州的势力范围，各守疆界，互不侵犯，这才是双赢的战略，才能实现双方共同利益最大化，结成稳固的联盟，共同对付曹操。
简单探讨一下赤壁之战对实现隆中对中所说的最低纲领的意义。
一般说是赤壁之战奠定了三国鼎立的基础，那么，赤壁之战是否实现了隆中对中所说的最低纲领呢？显然还不能这么说，因为赤壁之战后，作为最低纲领中提出的要建立自己根据地的两大地区：益州和荆州，其中的益州还完全没有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而荆州只是暂时立住了脚跟，还留下了极大的隐患。在以后的对隆中对战略目标的实施过程中，两大地区都出现了致命的问题，使得蜀汉集团逐步滑入了衰落乃至灭亡的深渊。在夺取益州的过程中由于没有处理好与刘璋集团的关系，刘备与刘璋反目成仇，进入战争状态，在进兵途中，庞统被射死，原先设想的两大军师一镇益州，一镇荆州，互为犄角，相互支援的良好战略格局已经无法实现，不仅如此，更坏的结果是，由此诸葛亮只能离开荆州，跟随刘备入川，再往后一连串的连锁反应接踵而至：关羽孤军对付魏吴两国精兵并且独力难支，最后败亡，刘备为报仇倾全国兵力伐吴，结果两败俱伤，蜀国损失尤其惨重。益州和荆州两个地区出现的问题互相影响，甚至互为因果，以不同的方式严重削弱了蜀汉集团的实力：如果不是在攻取益州的过程中庞统身亡，诸葛亮就不会离开荆州，而如果不是没有彻底解决荆州问题，即使诸葛亮离开荆州，也不会产生以后的一系列恶果；反过来看，如果在荆州问题上早日与东吴处理好关系，则诸葛亮随刘备入川，就没有后顾之忧，当可以比较顺利的取下益州而同时荆州也不会出现大的问题。本来两者互助声威的格局演变成互相拖累的结果。当然，最终刘备还是在益州稳住了阵脚，益州成为日后北伐中原的根据地，不过为达到这种结果所付出的代价极为高昂，所以综合而论，最低纲领实现的差强人意，至于最高纲领可以说完全失败了。
3、"不战而屈人之兵"是中国兵法的理想境界。《孙子兵法》指出，“夫用兵之法，全国为上，破国次之；全军为上，破军次之；全旅为上，破旅次之；全卒为上，破卒次之；全伍为上，破伍次之。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攻城之法，为不得已"，”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战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毁人之国而非久也，必以全争于天下，故兵不顿而利可全，此谋攻之法也"，摒弃战争、确保周全是最高的战略准则，兴兵作战、攻城掠地、拼得你死我活是战略上的下策。《尉缭子》指出，"战再胜，当一败"，在战场上取得了两次胜利其损失相当于打了一次败仗，因此强调百战百胜不算高明，不战而胜才算高明。诸葛亮北伐正陷入"先战而后求胜"[孙子：胜兵先胜而后求战，败兵先战而后求胜]的境地，把刘备集团引向无休止的争战之中，试图在争战中寻求胜利，这是诸葛亮在战略上的失策。司马懿曾说，"亮志大而不见机，多谋而少决，好兵而无权，虽提卒十万，已堕吾画中，破之必矣"。毛泽东评“司马懿智敌诸葛亮”，蜀国国小兵弱，补给线长，利在速决，魏国国大兵强，补给便利，利在持久，故司马懿无论诸葛亮如何挑战，总是秉承以静制动，以逸待劳，以守为攻的大方针，这一手极为厉害，诸葛亮一直没有找到有效的破解之术。司马懿的战略说到底就是“先立于不败之地，以待敌之败也”，可谓以拙胜巧，大巧不工。
4、不过说到底，诸葛亮最大的失误还是违反历史的大趋势，轻易而且不止一次发动北伐战争，不仅给本国，也给天下百姓的生产、生活带来严重负面影响。“天下有变”则出击的确有道理，但天下无变之时轻举妄动就不明智了，当时曹魏集团政治稳固，经济发展，兵精粮足，人才济济，因此最高明的策略应该是根本不北伐，各自休养生息，各安天命。所以诸葛亮是一个高明的战术家，而不是一个高明的战略家，陈寿讲诸葛亮“短于谋略”，当非虚言。与毛泽东相比，诸葛亮相差太远。毛泽东非常注重顺应天道，当条件不成熟，形势陷入低潮时，就进行战略转移以避敌锋芒，保存实力；当条件成熟、革命形势迎来高潮时就适时进行战略反击乃至战略决战；既有统贯全局的战略决策，又有灵活多变的战术措施；可谓进退自如。诸葛亮知进而不知退，战术高明而战略笨拙。既没有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境界，也谈不上百战百胜。司马懿对付诸葛亮可以说达到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境界，并且他在关键的决策中都取得了胜利，也可谓百战百胜：与蜀国对敌胜诸葛亮，夺魏氏大权时胜曹爽，平定辽东时胜公孙越。
总体来看，隆中对四大环节，对天下形势的分析，有关刘备建立根据地的可能性这两大环节都是正确的。建立和巩固根据地的大政方针在理论上也没问题，但在以后的实际操作中没有真正成功，尤其是由于没有处理好荆州问题而没有执行好“外结好孙权”的战略决策。至于第四环节复兴汉室的战略举措则既有理论上的失误，也有实践上的失败。就当时的天下大局和蜀国本身的实力来看，能达到并维持三足鼎立已经非常不简单，可以说是最好的结局，统一中原则是不可能的。诸葛亮远不如崔州平明智：“公以定乱为主，虽是仁心，但自古以来，治乱无常。自高祖斩蛇起义，诛无道秦，是由乱而入治也；至哀、平之世二百年，太平日久，王莽篡逆，又由治而入乱；光武中兴，重整基业，复由乱而入治；至今二百年，民安已久，故干戈又复四起：此正由治入乱之时，未可猝定也。将军欲使孔明斡旋天地，补缀乾坤，恐不易为，徒费心力耳。岂不闻顺天者逸，逆天者劳；数之所在，理不得而夺之；命之所在，人不得而强之乎？”司马徽曾有断言“诸葛亮得其主，不得其时”，真高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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