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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阎大为
在《神雕侠侣》中忽必烈曾数次出场，第一次是杨过经金轮法王引见，在忽必烈的大帐中，杨过见到“一位二十五六岁的青年男子，科头布服，正在读书。”是个“谦和可亲的青年。”
这时金庸自己评论到：“忽必烈奉命南取大宋江山，在中原日久，心慕汉化，……”后来，忽必烈领兵攻襄阳，在襄阳城下和郭靖还有一次会面。
这里强调忽必烈是一位二十多岁的年轻人，不知是什么用意。忽必烈是在他的长兄蒙哥当了皇帝后，受命“总理漠南汉国军庶事”的，时年36岁，至于领兵攻宋，那更是在45岁左右的事了。他不可能在二十五六岁时“奉命南取大宋江山”。在这里把忽必烈写成青年人或中年人本元什么大差别，但对中国古代文史深有造诣的金庸，有意将忽必烈写得这样年轻，不知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
上面所讲的事，是在小龙女尚未跳入绝情谷断肠崖前的深谷之前的事。小龙女在谷中住了十六年，和杨过重逢不久，杨过击毙蒙哥。蒙哥是当了九年皇帝后，死在四川合州城下的，所以，杨过第一次看见忽必烈的时间，必是在蒙哥当皇帝前七年或更早一些时间，那时，忽必烈绝不可能“总理漠南汉国军庶事”。
在忽必烈第一次出场时，在他的大帐中，他请来的武士们，包括金轮法王在内，竟未经他允许，就在他面前比试起来，接着周伯通又来捣乱，忽必烈毫无威仪可言。在这一段中，好像真正的大帐主人是金轮法王而不是他。这个形象一点也不像一位统帅大军南征北战的“开国之君”。
忽必烈是在激烈的竞争中，战败了自己的堂兄弟。杀了不少亲族，才当上皇帝的。他出兵伐宋，以四年的时间灭掉了南宋，建立了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元朝帝国。在以后的年代里，又相继平定了多起蒙古诸王的叛乱，他还曾一次征日本、三次征越南、两次征爪哇、两次征缅甸。从他开始掌权直到他当了三十多年的皇帝后死掉，没有一年是没有征战的。
从忽必烈的画像上看，有一些像成吉思汗。成吉思汗的诸多孙子中，像他这样穷兵黩武，年年打仗，是最像乃祖的一位。只是在征服南宋以后，他的征战的结果多遭失败或无功而返，这和乃祖是不能比的。
除了年年征战外，忽必烈还有一项“伟业”，这就是拼命搜刮民财。他任用有名的奸臣阿合马为宰相，专门收聚钱财。忽必烈用大臣的标准是，只要增加财政收入就是好大臣，这种“内用聚敛之臣，外兴无名之师”的皇帝，实在和儒家学说挂不上钩。
把忽必烈写得温文儒雅，谦和可亲，喜好读书，实在和这样一个历史人物相差大远。写小说时，情节当然可以虚构。
但是作为事件发生时的气氛，则应该尽量真实些，这才可能使读者承认这情节虚构得妙。人物性格也可以虚构，但对这样在历史上赫赫有名的高大人物，最好还是不要写得大离谱。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忽必烈是“心慕汉化”吗？他在“总理漠南汉国军庶事”时，确曾标榜文治，学习汉法，曾招了一批汉族丈人如刘秉忠、姚枢等作为他的文官。这是他在为进攻南宋做准备，也是为了更有效地统治蒙古人已经占领的汉族人居住的区域，而不是“心慕汉化”。
忽必烈是不认识汉字的，汉语的修养也很差。据记载。
在他当皇帝后，臣下用汉字编写了关于成吉恩汗的史实的“实录”进呈给他审查之前，要先翻译成蒙古文字，然后读给他听（见《二十二史札记》卷二十，赵翼）。
忽必烈有一项重要的政治举措，就是在他统一了中国，建立元朝后，将他所统治的臣民分为四等：第一等是蒙古人；第二等是色目人，包括原西夏人、回回、西域及居住在中国的欧洲人；第三等是汉人，实际上包括了原金国、辽国的臣民。
居住在北方的汉族人属于此等；第四等是南人，包括原南宋统治下的汉族人和西南地区其他各民族的人民。
第四等的南人地位最低，在忽必烈当皇帝和后来相当长的时期内，实际上是不允许南人在中央政府做官的。按元朝的制度，地方的主要长官及其副手是由蒙古人和色目人担任的，汉人只能担任再低一级的职务。蒙古人还专门制定了不少的法律，是专门针对汉人和南人的。
把中国文化最发达的地区，江南地区的人都定作最低等的人，不给他们参加政治的机会；还专门制定特殊法律压制他们，这能说有一点“心慕汉化”吗？
在元顺帝，即元朝的最后一个皇帝时，南人才被允许任中央官吏。这时江淮一带民族起义已经如火如荼般地开展起来。为了收买人心，利于镇压，才在顺帝至正十三年下诏说，南人中有才学者，也可在中书省和枢密院等处任职。关于元顺帝，在《倚天屠龙记》的第三十四回的大游皇城中有描写。
实际上，蒙古皇帝从来没有真正想汉化过，他们力图保持他们原有的民族特性。在统治中国的近百年时间里，他们也确实成功地保持住了他们“马背上的民族”这一特点。后来，汉民族起义反对他们，推翻了他们的统治，他们骑着马就跑了。
真正“心慕汉化”的是清朝的皇帝及皇族们．他们在二百多年的统治中，把汉族固有的优点和弱点都拿了过去。在后来，辛亥革命将他们的统治推翻时，他们想跑都没法跑了。
他们已经从头到脚，从里到外都被”汉化”了。
如果，这“心慕汉化”四个字是忽必烈自己讲的，或者是他在骗人，或者是作者在虚构，这都没有什么。不过，这四个字是金庸自己站出来对历史人物进行评论的，这就不免有些让人看不懂了。
顺便说一下关于杨过击毙蒙古皇帝蒙哥的问题。蒙哥死于蒙古军队进攻中国南方的战争中，不过不是在襄阳城下，而是在四川，当然也不是杨过打死的。有人曾批评杨过在襄阳城下打死蒙哥这个情节与历史不符，“金学家”们反驳说：“这种批评拘泥不化之甚，……中国历史上根本没有杨过，外国历史上又何曾有一个王子叫哈姆雷特。”这种反驳也未见有力。中国历史上是没有杨过，但是蒙哥却是真真实实有的。
对于在小说中如何使用历史材料才是正确的或最好的，笔者不想去做判断，也不准备评论这类批评和反批评。我只是在想，为什么在一部几乎从头到尾都是虚构的武侠小说，一定要拉出几个真实存在过的历史人物来，又不像《三国演义》那样，写的“七实三虚”，而是和历史记载相差极大，几乎元“实”可言。
这样做很可能是要用这些历史人物起一，种“震慑”作用，让读者对小说，甚至对作者产主一种敬畏感。使读者以为小说具有极丰富的内涵，作者是无所不知的。
不知道这种“震慑”对广大读者能起什么作用，但对一些“金学家”们说来却不啻是“兴奋剂”。譬如，一篇评论就指出“说金庇的小说是‘百科全书’式的作品，一点也不过分。”
也许在前面已经讲了那么多的话后，这里再劝告读者不要轻易地相信那些“金学家”们简直有点多余，只要稍严肃点的人都知道，拿金庸的小说当百科全书，只会被误导到十万八千里之外去。
以笔者之陋见，金庸写小说之才奇高，形象俱在，无须浓墨勾勒。《神雕侠侣》中出现了一系列历史上曾真实存在过的人物，如蒙古皇帝蒙哥、忽必烈，宋朝将军吕文德、王坚，道教著名人物王重阳、丘处机、李志常等。但这本小说却未必会真正产生一种对读者的“震慑”作用，读者也未必都喜爱它。《笑傲江湖》中没有一个真实的历史人物的名字，只有很仔细地阅读才能看出这故事是发生在明代，但仍然有大量的读者喜爱它，而且，不少人认为《笑傲江湖》中，写到正派侠客们拉帮结派、争权夺利，创作了伪君子真小人的形象，其内涵并不在《神雕侠侣》之下。
在历史上，吕文德和王坚这两个人都是有的。
关于吕文德，在第一章第五节中已讲过了，他和小说中所写差别很大。按金庸这两本小说所写，他镇守襄阳达三十余年，时间也太长了一些。
王坚则从来没有守过襄阳。蒙哥率兵进攻四川，死在合州（即现在的合川，在重庆北边）城下军中时，王坚正是四川合州的守将，官拜都统制兼合州知州。他是真正地抵抗蒙古军队的英雄。
可能是因为已经把蒙古皇帝蒙哥的死地移到襄阳城下，于是，金庸就顺手把王坚也移到襄阳来。但是，又为了把使蒙哥死亡蒙古军队败退的功劳加在杨过头上，就不得不把工坚写得可有可无，只在很不显眼的地方提了一两次。
既然已经把王坚的功劳移到杨过头上，一句不提王坚的名字可能更好些。用了历史上有名有姓的人物，但又违背历史记载，读起来总觉得很是别扭。不过，没有因为要陪衬杨过或别的什么人，把王坚和吕文德一样写成十足的窝囊废，也就算是笔下超生吧。
如果，在《神雕侠侣》中，不用忽必烈这个广为人知的名字，而换成一个蒙古皇族角色，就像《射雕英雄传》中子虚乌有的完颜洪烈那样，让人看起来反而会舒服些。如果杨过在襄阳城下击毙的不是蒙哥皇帝，而是蒙古军队的主帅，一位骁将，对于杨过的形象不会有什么坏处，而读起来也会觉得舒服点。
在一篇“金学家”的评论中说：“金庸为现代小说运用历史题材树立了典范，他的小说确实做到了。”笔者希望，这位“金学家”在写这些文字时，只是稍多喝了些酒，而不是“走火人魔”。要是像小龙女那样走火人魔，弄出一个咯血的后遗症，可不是好事。
小说是可以虚构的，不在虚构故事上硬披上一张历史真实的虎皮，也同样可以是好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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