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在“家长制”运作得得心应手之时，金庸即已深谋远虑，开始准备在《明报》内建立起现代企业制度。从70年代末开始，《明报》经历了一场漫长的改革，几度反复进退，无数争斗浮沉，终于在90年代初初步实现了预定目标。作为这一进程的直接推动者，金庸始终面临两难：制度化是他坚决推行的大政，但他又不希望因为改革而引起《明报》内部的大动荡。他的指导思想是：“改革要一点一滴的累积起来，东改一点，西改一点，……进步太慢，还是胜于急躁而酿成了重大错误。与其失足，还不如走一步，看一步，再跨出半步试一试，不对就立即缩回。”（《金庸与报业》第311页，香港明报出版社2000年版）
可见，金庸的要求是点点滴滴的改良而非剧烈转换的变革。有趣的是，他的这句话与中国内地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摸着石头过河”之说有异曲同工之妙。当然不能就此认定金庸必定受了邓小平的启发，但至少是“英雄所见略同”，或是一种“认同”。就此而言，金庸对内地改革开放在实践中的某些做法表示出巨大的热情，自然良有以也。
然而，在激进人士看来，点滴改良未免“保守”。就是在《明报》制度化进程之中,也弥漫了“激进”与“保守”之争。而呈现出白热化状态的，则在1988年底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政治体制小组在未来香港政制上的歧见。在这场饱受炮轰的争论中，“保守”的金庸屡被指为政治投机，出卖港人利益。但以金庸的思想认识与处世方式来考察，这其中固然有思想本身缘由，更可注意的，则是体现了与《明报》制度化实践一致的指导思想而已。香港政制从“九七”前向“九七”后的过渡，当然也是一种改革，少改一点，变化不要太大，在金庸心中显然要比一下子或很快进入民主状态要稳妥得多。这正是金庸一贯的立场：积小改成大改，以不影响稳定为上。写到这里，不由自主想起了一句话：“稳定是压倒一切的。”难怪金庸自称今人最敬邓小平（本来是吴清源的，他自己改了，见中央电视台第二套节目2001年4月14日夜《对话》），惺惺相惜嘛。
金庸一生谨慎。所以，在他的生命里，既不会有致命的惨败，也不会有快速的跃进。《明报》发展成报业王国，得益于40年的苦苦经营。别人若有他这样的资产，难免会有冒进的冲动，而金庸没有。这也是“保守”。金庸说自己：“我比较保守、稳重，甚至可以说是过分保守。我办《明报》时，除了买明报大厦需要向银行借钱外，其他的全没借过。或者，可以这样说，我没好好利用报馆的资产……”所以，于品海接手后一系列大胆的新动作，便格外引人注目。有人说起，金庸只好说：“现在新的管理阶层做生意好广、好大，和我的经营方法不同，是进取了。”（《淘金文摘》第一辑第4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还是董桥说得有意思：“我未必同意查先生的一些保守观点，可是，他的每一篇文章我都细读，读的是那毫不保守的文字和气势。”（《没有童谣的年代》第153页，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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