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神雕侠侣》与《笑傲江湖》之间，金庸创造了一系列超越一般意义的“正邪”的人物。杨过曾叛出全真教，一度不顾民族大义，投到蒙古南征军中效力，还图谋刺杀“侠之大者”郭靖，已很难以一般意义上的正派人物去界定。《笑傲江湖》则以令狐冲、刘正风、岳不群等人为代表，更猛烈地冲击了一般意义的正邪之分。在《神雕》、《笑傲》之间，还有在正邪间“无心插柳柳成荫”的张无忌，遭受命运捉弄被正派人士逼得走投无路的萧峰等形象。那么，金庸为什么会对“正邪”这一主题投入如此之多的思考？为什么会一再重现这个主题？
将这几部小说创作的时间段内金庸的经历对照来看，就会发现它们处在一种彼此呼应的状态之中。金庸因不满于左翼阵营内部教条主义的束缚而自立门户，创办《明报》，《神雕》就开始连载于《明报》创刊之日；《倚天》开始写作不久，《明报》经历1962年逃亡潮报道事件，与左翼阵营显示了差异；《天龙八部》写作期间，《明报》又经历了1964年因核爆问题与左翼报纸的笔战，完全走到了旧日阵营的对立面；《笑傲江湖》写于“文革”之初，《明报》已旗帜鲜明地表示了反对“文革”的立场。这个过程，正是金庸生命中一段极其重要的心路历程。他是以个人的经历为切入点，与时代背景融合在一起，坚持独立思考，将所思所感自然流露在小说创作之中。他在描写个人心理时，无所归依的边缘感、孤臣孽子的悲怆感、天地一人的孤独感，都是相当逼真、深刻的，因为这都是作者亲身的感受。他在写这些人物、这些情感的同时，也寄托了欲说还休的潜在期望：有解释，有呼唤，有自勉……尚在左翼阵营的梁羽生作为一位深知内情者也感受到了，因此在1966年写的《金庸梁羽生合论》（载《金庸茶馆》第五册第202-232页）中不仅敏锐地觉察到了金庸小说向“正邪不分”方向的转变，还特地谈到《天龙八部》里萧峰在聚贤庄与往日兄弟干杯断义、展开生死搏杀一节，并站在当时的立场上说：“读者甚至会有这样的疑问：‘作者是否要借聚贤庄中的酒杯，以浇自己胸中的块垒？’”
不了解金庸的经历，谁能从这杯酒里看出这么丰富的内涵？
“因为那时候我还不明白”
1961—1963年间，金庸先生完成了“射雕”三部曲最后一部《倚天屠龙记》的创作。1977年3月，金庸为此书的单行本写了篇“后记”，最后两节是这样的：
然而，张三丰见到张翠山自刎时的悲痛，谢逊听到张无忌死讯时的伤心，书中写得太也肤浅了，真实人生中不是这样的。
因为那时候我还不明白。
通篇平实的叙述和议论，却以这么一句舒缓的蕴涵着深深的体会和失落的话结了尾，读来倍觉怅怅。
“那时侯”“不明白”而“现在”却明白了，是因为金庸先生写这几句话的五个月前，他的长子查传侠在美国自杀辞世。1997年，金庸在与池田大作的一系列对话中有这样的回忆：“1976年10月，我十九岁的长子传侠突然在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自杀丧命。这对我真如晴天霹雳，我伤心得几乎自己也想跟着自杀。”（《探求一个灿烂的世纪：金庸/池田大作对话录》第154页）
“因为那时侯我还不明白”，平平淡淡十个字，正是作者心血所系，倘若不知其详，闲闲读过，岂不体会不到作者的大悲之心？至于金庸先生因痛失爱儿而走向信仰佛教之路，那就更值得研究者注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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