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式伪善与李敖式无耻

　　1999年，王朔在《中国青年报》发表《我看金庸》，我感觉此文让当时的金庸很有几分措手不及，金庸把王朔这篇文章看作“是对我小说的第一篇猛烈攻击。”

　　王朔所否定的，是金庸的为文，是他的作品。其实，早在18年前，已经有人对金庸的为人，也就是人品，进行过猛烈攻击。

　　这个人，就是李敖。文章称作《‘金庸式’伪善与‘三毛式’伪善》，发表在1981年。之前的1979年，金庸曾到李敖家中做客，金庸“提到他儿子死后，自己精研佛学，已是很虔诚的佛教徒了。”李敖质问道：‘佛经里的说法……无不以舍弃财产为要件。你有这么多的财产在身边，你说你是虔诚的佛教徒，你怎么解释你的财产呢？’

　　李敖由此得出结论：金庸是伪善的，叫做‘金庸式伪善’。

　　李敖这位‘阔人’说了金庸‘伪善’之后，一帮‘窄人’也跟着起哄，似乎自此以后，‘伪善’的钢印，就烙上了金庸的额头。

　　自称‘虔诚佛教徒’又不曾捐献出全部家产，就是‘伪善’？

　　金庸说自己对古代文人，最羡慕苏轼。以李敖给人拟定的标准来衡量，苏大胡子也是‘伪善’的，为什么？因为你姓‘苏’，名‘轼’，叫‘苏轼’还不要紧，你还号‘东坡’，叫‘苏东坡’也不要紧，你居然好意思自号‘ 东坡居士’，何谓‘居士’？一般而言，指的就是像金庸这样的‘在家的佛教徒’，苏轼一生倾心佛学，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年，都还在抄写《楞严经》。那么苏东坡可曾把自己的全部家财捐完散尽？没有啊！因此：以李敖给人拟定的标准来衡量，苏大胡子也是‘伪善’的。

　　我的天！古今自称‘居士’的文人有多少，哪个把家产全部捐出来了？因此：以李敖给人拟定的标准来衡量，有一头算一尾，全部都是‘伪善’的！

　　李敖说他们李家自古就出‘奇人’‘怪人’，其中一个就是明代大思想家李贽、李卓吾先生。李卓吾也笃信佛学，自号‘温陵居士’。那么李卓吾先生可曾把自己的全部家财捐完散尽？似乎也没有！因此：以李敖给人拟定的标准来衡量，那位以提倡‘童心’、掊击虚伪著称的大思想家李贽，也是‘伪善’的。

　　苏轼在《东坡志林》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宋真宗访求天下隐者，把杨朴召入宫中，宋真宗问杨朴：“临行有人作诗送卿否？”杨朴就把妻子写给自己的诗献给皇上回答说：“唯臣妾有一首云：更休落魄耽杯酒，且莫猖狂爱咏诗。今日捉将官里去，这回断送老头皮。”到了宋元丰二年，苏轼因在诗文中“讥切时事”被宋神宗御批差人捉拿，押赴汴京，妻子不免大哭。苏东坡就说，你就不能像杨朴的妻子那样送一首诗给我？苏东坡的妻子这才破涕为笑。

　　周作人《儿童杂事诗》中，有一首《俞理初》：“幸喜未逢张问达，不曾断送老头皮”，张问达就是当年弹劾李卓吾的御史，致使李卓吾惨死狱中。苏东坡和李卓吾其实还应该庆幸：幸喜没跟李敖生在同一时代，否则，就不仅是会否‘断送老头皮’的问题，他们二人的‘老头皮’上，也难免要给人扣上一顶“伪善”的大帽子，真是好险！

　　如果说苏东坡、李卓吾都是古人，跟金庸不好比。那么，我们想一想现当代有哪些‘居士’，也就是‘在家的佛教徒’？谁个把家财散尽？现代最知名的居士，应该算丰子恺先生吧？丰子恺散尽家财没有？没有！因此：‘伪善“！

　　某人拿某项道德标准来衡量他人，结果几乎所有人都是不合格的，那么，是这一个人有病，还是其他所有人都病了？

　　孔子的学生子贡，也很喜欢讥评议论他人，孔子的反应是：“赐也，贤乎哉？夫我则不暇。”翻成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子贡啊，你自己就那么好吗？我可没你那些闲功夫成天挑人毛病。”我们知道没被李敖骂过、让李敖看顺眼的人，实在不多。问题是：他李敖自己就那么好吗？

　　做不到‘严以律己宽以待人’，那就退一步，以同等的道德标准来要求自己和别人。你拿某一道德标准去苛求他人，最起码自己在这方面要做到达到。梁实秋先生说是：“你骂别人荒唐，你自己想曾否吃喝嫖赌”，这也不仅是‘骂人的艺术’，也是作人最基本的品格。

　　当代作家中，身家最厚实的可能是金庸、琼瑶、李敖三位。他们除了摇笔杆、爬格子之外，都还经营出版事业（琼瑶并且拥有自己的电影公司）。以雄厚的财力为后盾，金庸和李敖可算是当代私人藏书最富的两个人。周作人、鲁迅的藏书约2万册，郑振铎藏书10万册，现代最多。李敖自称他的藏书超过20万册，金庸买过多少书他自己没说，从参观过金庸书房的许多人的表述来看，可能比李敖还多。

　　李敖的家产没有金庸那么多，却也是家财亿万，他也像金庸一样“有这么多的财产在身边”。我们知道李敖也并没有捐弃全部家产——当然，李敖不像金庸那样自称“虔诚的佛教徒”。

　　我们可以看看遇到其他类似的事情，李敖自己是怎样处理的？比金庸、丰子恺等人高尚到何种地步？

　　时代文艺出版社《李敖新文集》第10册第78页《寄赠订户》，李敖写道：“1966年，我印行《李敖告别文坛十书》，每套两百元，曾有不少读者预约。不料这些书，十分之六都被国民党警备总部抢劫了……当时预约的读者，都和我一样，遭到了损失……十三年后，我出狱了又复出了，眼光远大的沈登恩为我印第一本书《独白下的传统》的时候，我就请他在版权页上为我加印一段启事：‘1966年向李敖预约买书的读者请注意——请寄新址给台北邮局53-59信箱李敖收，李敖将终身赠送他今后出版的每一本书。’”

　　这里，两个地方需要解释一下：[一]、李敖说的“十三年后，印第一本书《独白下的传统》”，是1979年，也是在1979年，金庸到了台湾，与李敖会面，被李敖挖苦了一通。[二]、李敖提到的沈登恩，是远景出版社的董事长，确实‘眼光远大’，他的‘远景’，不仅从1979年开始出版多部李敖作品，而金庸的小说在台湾‘解禁’得以公开出版发行，也靠这位沈登恩先生奔走游说。此前20多年，金庸小说在台湾一直都是禁书——当然也有人偷印偷看，谁看过？李敖就看过，这个，我们以后再说——不能公开出版发行的。获得金庸授权在台湾正式出版《金庸作品集》的，就是沈登恩的远景出版社。何时授权？也在979年，9月份的事。

　　我们看李敖1979年的这则‘启事’，多漂亮，多仗义！无怪当年他要挖苦金庸不肯散财了，李敖自己真的做得太好了，当然有资格批评金庸！

　　李敖今天还在写书出书，这批幸运的老读者，自然会源源不断地接到李敖大师免费赠送的伟大作品，李大师已经公开、郑重承诺要“终身赠送”嘛！大师说的话，还能说了不算？

　　但我看李敖大师1997年出版的《李敖回忆录》，似乎满不是这么回事：“直到十三年后我复出，我才对向我‘归队’的读者表示，我愿此生赠送我自己出版的所有的书，以为补偿，但读者很体谅我的处境，他们当年花了二百元预约，绝不好意思没止境地收我自己出的书，所以送了一阵，也没人计较了。”（184页）

　　李敖自称是‘五百年内白话文写作的前三名’，仔细体会李敖的〈回忆录〉，就知道这绝非‘李婆卖瓜，自卖自夸’。看看人家是何等刀笔！起承转合、闪转腾挪的文字功夫何等深厚！要认真学习仔细体会，要不然看不懂的。

　　李敖说“送了一阵，也没人计较了”，他自己和读者，所有人都不计较了？不会甲方李敖与乙方读者同时决定“不计较了”罢？那么谁先谁后？是你李敖先不计较、不给人送书了？你把书给人邮寄到家，难道所有的老读者不约而同都把书退回了？

　　还是所有‘老读者’先不计较？这批老读者数量不会太多，但散处在台湾各地。难道他们约定好了在某日某地召开全体成员大会，经讨论，集体决定：我们“绝不好意思没止境地收李敖大师自己出的书”，通过了一份《‘不好意思’最后决议文》，呈交给了李敖，李敖这才俯允所请？

　　你李敖出尔反尔，不给人寄书了，让老读者们怎么去‘计较’，为几本破书上法院起诉？值得吗？

　　李敖公开承诺免费赠书，后来又反悔，这个，我能理解——谁不心疼钱啊？！但李敖对别人的要求则是：你只要（私下）自称‘虔诚佛教徒’，就必须捐出全部家产，否则，就是‘伪善’！那么，以这样的道德标准来要求李敖自己，李敖就算破产倾家、散尽家财也应该兑现自己当年向全社会作出的公开郑重承诺啊！怎么轮到自己，就‘怂了’呢？

　　李敖如贾宝玉，“丈八的灯台，照见人家，照不见自家”；李敖像雷锋，“心里总是装着别人，惟独没有他自己”。

　　当然，李敖的行径，还谈不到‘伪善’，没那么严重，稍微有点无耻而已。

　　李敖兑现这份承诺，也根本不需要倾家破产，可能只会破费他家产的百分之一二。连这都做不到，怎么好意思因为别人没有放弃所有财产就骂人‘伪善’？李敖关于‘金庸式伪善’的论调，不是只在1981年说了这一次，此后，李敖把大体相似的内容写进自己的多篇文章，并剪裁收入自己的《李敖回忆录》，一直到2004年，李敖在凤凰卫视谈到金庸，仍是以此为词骂不绝口。

　　李敖骂人的时候，难道从来没想过孔老夫子的提醒：“李敖啊，你自己就那么好吗？”，这需要多么良好的心理品质和多么厚的面皮啊！明乎此，我们才有可能理解大师的倨傲：“要找我佩服的人，我就照镜子”！

　　或许有朋友会说：‘虽然金庸、李敖都没有散尽家财，但金庸吝啬，李敖捐的钱可比金庸多’，我这里可以肯定的说：从捐钱的数量来看，金庸绝对比李敖多；从捐款占家产的比例而言，金庸也不低于李敖。只有在‘自我宣传’的操作水平、炒作能力上，金庸才远远赶不上李敖。

　　为了帮助当年的‘慰安妇’，李敖曾办过一个拍卖会，把自己的80件藏品卖了500多万人民币，捐出。这种公益性的拍卖会，多数竞买者也是出于社会公益目的，出价相当高。如果不是以帮助慰安妇的名义，在普通的拍卖会上，那些物件根本卖不到500万，差远了。李敖捐赠，很少掏腰包、出现钱，他非常喜欢这种公益拍卖会的形式，还有一次，李敖拍卖自己的一支笔，拍得十多万人民币，捐给了高金素梅。

　　不管怎么说，捐助‘慰安妇’这件事，李敖确实做得漂亮，令人钦佩，这应该是李敖最大一单捐输。

　　而金庸先是给香港中文大学捐款1000万港币，折合人民币1200万，后来又拿出310万人民币给家乡嘉兴的一所中学盖了座图书馆。他花费1400万人民币在杭州建造“云松书舍‘，后来没去住，也捐了。

　　1993年，金庸捐赠100万元人民币，作为‘北大国学研究院’的启动资金。2007年8月，又向北京大学一次性捐款了1000万元人民币。这些事，金庸从来没有自己出面张扬过。

　　李敖也到过北大，也捐过钱。捐了一百五十万新台币，给胡适先生塑像。然后四处宣扬，‘地球人都知道’了。他后来在凤凰卫视《李敖有话说》又大说特说：“这笔钱折合成人民币是三十四万六千三百二十元，这个钱大概可以够建一个铜像了……”“大概可以够”？呵呵，这话说得很有意思。给胡先生塑像，买原料，就是铜材，根本花不完三十四万，不过要找个像样的雕塑家，似乎不太宽裕。我绝对不是要指责李敖小气，因为这个钱数，不是李敖定的。钱，也不是李敖自掏腰包。在北大演讲时是一回事，回到凤凰卫视，李敖就不好意思埋没刘老板的奉献了，他在凤凰卫视是这样讲的：“我有这么好的一个机会，能够敲诈凤凰卫视台刘长乐这些好人的钱，搞了这么一笔钱，而希望送到北京大学。”——刘长乐这些‘好人’只肯拿出34万，李敖当然也就只能捐出34万了，要说34万寒碜了点，那也是刘长乐小气，不是李敖小气。

　　感觉李敖一直想把自己打扮成胡适先生的思想继承人，然而胡适先生当年对李敖其人其文的评价则是‘轻佻浮薄’，20年前我刚开始阅读李敖的作品时也很为李敖抱屈。今日看来：胡先生识人之准，才真正了不起！

　　我向来认为：捐款应该完全自愿，捐多捐少，都是一份心意，以道德的名义‘逼捐’，很没意思。李敖捐出数百万，也并不少。我想说的是：[一]、看一个人为社会公益所做的贡献，不应取决于他的音量。[二]、金庸已经为社会捐出4000万财产，仍被指责‘吝啬’，似乎并不公道。我不敢说金庸吝啬，因为我比金庸更吝啬，按照金庸捐款所占家产的比例，一个人算算房产、存款等等，如果有几十万的身家，对社会的捐助就应该超过一万元了，我也多次捐过钱，加一块，也不到一万。因此，我没有资格批评别人吝啬。自己都没做到做好的事，去要求别人、指责别人，未免太无耻了！

　　在《金庸式伪善》一文中，李敖说被自己抢白后“金庸的风度极好，他对我的话，不以为忤。虽然他此后在他的报上不断诽谤我”。我们看李敖的自述，感觉简直就是当代‘完人’，这么完美的人，《明报》居然也能找到毛病肆行‘诽谤’？俗话说：‘苍蝇还不叮没缝的蛋’呢！

　　金庸与李敖的会面在1979年，李敖这篇文章则发表于1981年。这段时间里，一定发生过什么大事。说穿了很简单：经过10个月的审理，1981年6月17日，萧孟能起诉李敖的案子最终由台湾高等法院做出判决：“李敖连续意图为自己不法之所有而侵占自己持有他人之物，处有期徒刑陆月。” 在长期的审理、判决过程中，(金庸的《明报》对此事进行了深入报道，致令李敖不爽。

　　李敖生平，坐过两次牢。第一次是因为李敖资助‘**分子’彭明敏（就是1996年与谢长廷搭档代表民进党竞选台湾最高领导人的彭明敏）出逃，关了5年多。

　　第二次入狱，就是为这件发生在金庸与李敖会面的1979年到李敖发表〈金庸式伪善〉的1981年之间的“背信与侵占”的案子。

　　1979年，李敖的老朋友萧孟能因债务缠身、暂时离开台湾，为了避免在自己离台期间财产被查没，把所有的财产包括房产、股票、收藏以及一切文件、契据、图章等交给李敖，由他代理。半年后，萧孟能回到台湾，却发现李敖已经将这些价值２０００万新台币以上的财产坦然据为己有了，1980年8月，萧孟能将李敖告上法庭。

　　当然，此事由李敖说来，就完全是台湾当局利用萧孟能借由司法审判对他进行的政治迫害。但同样在戒严时期，李敖有太多打赢了的官司，那些官司中败诉的一方，是否也可以辩称：是当局利用李敖在对自己进行司法迫害？

　　当时舆论，不仅台湾媒体，许多香港媒体，都做了大篇幅的报道，一边倒的认为萧孟能与李敖之间的财产纠纷，事实明确。而在香港媒体中，金庸的〈明报〉对此事最为关注，报道最为详尽。

　　李敖说“金庸的风度极好，他对我的话，不以为忤。虽然他此后在他的报上不断诽谤我”，似乎已经认定是因为自己先前对金庸有所批评，金庸才在一年后的“背信与侵占”案的报道中颠倒黑白，明知李敖冤枉还是站到了对立的一面。那么其它香港报纸与〈明报〉的立场基本一致，这又作何解释？〈明报〉偏重文化，对于一位大出版家和一位大作家的之间的大官司，如果〈明报〉不比其他报纸更关注，那反而奇怪了。

　　要知道此前李敖从来没有公开批评过金庸，1979年金庸主动去拜望李敖的，对李敖爱当面抢白人让人难堪的作风会一无所闻？以李敖的一贯作风看，这次会面他对金庸的态度其实很客气，无非对金庸说过两层意思：[一]你身为佛教徒，应该放弃所有财产。[二]武侠小说很荒谬。李敖说“我知道你在（武侠）这方面有着空前的大成绩”，他所否定的是所有武侠小说，而非仅指‘金记’武侠，‘明珠暗投’，很有替金庸惋惜的意味。李敖更不曾当面骂金庸‘伪善’，‘伪善’是李敖1981年写文章时的上纲上线，已经是李敖案发之后了。

　　坦白说我不认为金庸多么豁达大度，但为了李敖这几句话就要颠倒黑白、肆行‘诽谤’，我想金庸也不至于睚眦必报到这种程度。

　　李敖认定金庸的《明报》深入报道自己的罪案，是因为此前他与金庸谈话时令对方难堪了，金庸这才挟嫌报复，只好算是‘自由心证’，无从究诘。如果李敖可以如此猜度他人，我们也不妨“以彼之道，还施彼身”，严重质疑：李敖之所以公开、书面攻击金庸，是因为此前《明报》深入报道了他的丑闻？

　　古人强调要‘修辞立其诚’。李敖确实是有大学问的人，其病，在于不‘诚’。1979年的这次会谈，李敖对金庸说起“我是不看武侠的，以我所受的理智训练、认知训练、文学训练、中学训练，我是无法接受这种荒谬的内容的”。李敖果真“不看武侠”“无法接受这种荒谬的内容”？1960年左右，李敖在国军服役，经常给马戈等朋友写信，这些书信被李敖收入作品集中，其中就提到自己正在阅读〈射雕英雄传〉，信中李敖居然不曾痛批这本书‘荒谬’。 莫非25岁的李敖，尚未完成“中学训练”？

　　李敖说“ 金庸所谓信佛，其实是一种‘选择法’，凡是对他有利的，他就信；对他不利的，他就佯装不见……自私的成分大于一切，你绝不能认真。他是伪善的，这种伪善，自成一家，可叫做‘金庸式伪善’”。而李敖自己对于各种事实甚至史实，其实更是取一种‘选择法’，凡是对他有利的，他就说就写；对他不利的，他就佯装忘却。自私的成分大于一切。你绝不能认真。

　　但李敖不是“伪善”的，没那么严重，稍微有点无耻而已。这种无耻，自成一家，可以叫做“李敖式无耻”。

                                                  2008、6、15

　　附记：

　　[一] 、萧孟能为何要“诬告”李敖？李敖道是：“萧孟能抛弃了四十年同甘共苦的发妻朱婉坚，我仗义执言……为了这一打抱不平，我付出了昂贵的代价。”，但李敖到底具体做过什么事来‘仗义执言’‘打抱不平’，李敖自己从来不提。案发之前，各种媒体上也没有萧、李失和反目的传闻。如果仅仅因为李敖私下会面时劝说（大不了挖苦〉过自己几句，萧孟能先生就要兴讼，并且还要劫夺李敖的数千万家产，你信不信？

　　[二]、“在法庭上，李敖拿出萧孟能亲笔写的‘字画、书籍、古董及家具等……均系本人转移与李先生以抵偿对其所欠之债务，应该属李敖先生所有’的字据”（〈李敖回忆录〉290页）

　　即使这张字据每个字说的都是实情，那也足以令人寒心了。我们可以想见对于一个文人来说其半生收藏的字画、古董、书籍意味着什么。如果萧孟能不是山穷水尽、走投无路，怎么肯把这些一朝脱手？或者是萧孟能主动提出以收藏抵债，而李敖，居然坦然受之；或者，就更恶劣了，就像当年（谣传的）苏联逼债一样，李敖对老朋友逼债。假如您的一个好朋友借了您一笔钱，一年多没还，他提出要用自己收藏的大批字画、古董抵偿，您好意思接受吗？目前您又不急着用钱，让朋友以后再还不就是了，哪能取人所爱？如果是您主动逼债，要朋友拿收藏品抵偿，那跟黄世仁有什么区别？

　　问题是：萧孟能真到了山穷水尽走投无路的地步了吗？显然不是。他为何要借李敖而不是他人的钱？当时的李敖很有钱吗？李敖从80年代以后，积累了大笔财富。但70年代后期的李敖决不宽裕。他在1976年年底（11月19日）才出狱的，在《回忆录》中，李敖说：“我的经济基础是我坐牢前留下的两户房子”，李敖把房子卖了，还债后“最后手上不过百万元”（《李敖回忆录》261页），出狱后萧孟能送给他100万元，后来李敖又从辜振甫那里讹诈了200万。这是他这几年的几宗大笔收入，李敖回忆说他们家刚到台湾时连牙膏都买不起，李敖父母一直在教育界工作，在经济上无力接济他。李敖这几年没开过公司没做过买卖，只出过一本书：《独白下的传统》，是1979年6月才出的，那时萧孟能已经要离开台湾他去了，不可能借到李敖这本书的版税收入，那么，萧孟能与李敖这次财产纠纷涉及多少财产？价值2000多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