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写书的时代氛围

　　金庸之洋洋说部，写于上世纪五十年代中至七十年代初，那个年代原也是台湾读与写武侠小说的高峰年代。

　　香港受高山横断于北，自幽自足于岭南一隅；几百年来中原频历战乱沧桑，变之又变，香港犹得一径抱守宋明古制；且看长洲太平清醮“抢包山”风俗即内地深乡亦已绝见。

　　中原的语言又几经熔炼、统一，删繁化简；而香港人仍自操使着古音古语如“着数”、“生性”、“心水”，即连商家墙上仍贴着“严拿高买”、“面斥不雅”古老警语。

　　金庸长于情节描写及人物刻画，而地理途程之着墨较少。地理风土之细节似不是他专意之处。他的人物若于一镇邂逅，继而要往一远处参与另一大事，其中途程虽迢迢千里，却只受他一两句话带过，马上便剪接至“情节场景”；可以说是戏剧的处理法。

　　至于王度庐，若写到北方山丘，如《风雨双龙剑》中会写及“听到群山之后有轰隆隆的滚荡之声，以为快要临近黄河；再行不久，才发现适才所闻原来是马队奔腾之汹汹声浪。”这类近乎田野实况之呈露。

　　另外像还珠楼主会在书中（似是《云海争奇记》）写到某一人物在深山野林觅径而行，苦于不得出；不经意地带到一笔：“及见这山现出一角寺庙，始敢揣想离人烟应当不远?”

　　王度庐、还珠楼主大约是饱于游行四方之人，其书中这类好似亲身闻见之描写令我这都市孩子心生向往。然他们的书我多半没有看完。不知是否因其结构不求紧接一贯。而金庸小说，我本本看至结尾。

　　六十年代所读的卧龙生、诸葛青云、司马翎、孙玉鑫等人所写武侠，竟完全不能记忆其中本事。仅能约略记着《玉钗盟》中有“徐元平夜探少林寺”，再来如何，完全记不得矣。而金庸故事人物我总能大多记忆。

　　金庸书固情节之丰繁多变，又可抽丝成缕，井然不乱；其最受人乐道者，为人物。今日读者读王度庐笔下的玉娇龙，没啥深刻感应，只觉她是性情暴躁一介北方土妹。然同属清季女子，同处北方，《书剑恩仇录》中骆冰则活泼如在眼前，有真情，有人味。

　　金庸之书所以凌越各家者，一言以蔽，动人也。以其书中凡有情处，必深情也。洪都百炼生所谓，其感情愈深者，其哭泣愈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