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的大学时代

　　金庸本名查良镛，出身于浙江海宁县的名门望族。1942年夏，查良镛高中毕业。这年冬天，查良镛离开浙江，奔赴重庆，以求继续深造，圆一个大学梦。1943年春，经过多日的艰难跋涉，查良镛终于到达陪都重庆。

　　查良镛是在春雨贵如油的季节来到重庆的，他全身心地投入了考试。他报考了多所著名学府，因成绩优秀，几乎同时被几所大学录取。他后来对来访者说:“我当时也考取了中央大学、西南联大和四川大学的外文系。但是，经济上负担不起，而中央政治学校不收费，我便去了。”他考取了中央政治学校的外交系国际法专业。这个专业很难考，百里挑一，由于他中英文都考得不错，所以能金榜题名。他曾对朋友说，在中央政治学校读书的唯一好处就是方便，衣食住行样样都由学校供给，不需家里资助，以至于他跟远在浙东的老家很少联系。

　　中央政治学校的前身，是国民党于1927年5月20日在南京成立的中央党务学校，蒋介石亲任校长。学校负责北伐期间国民党干部的培训，1929年改组为中央政治学校。1937年抗战爆发后，中央政治学校迁至重庆小温泉。开设了法政、经济、外交、新闻、地政五个系。该校是国民党训政时期培养政治人才的主要基地。

　　中央政治学校的校址，位于重庆南温泉风景区内的小温泉，人们因其小巧精致故又称它为小泉，距市区仅15公里。它背靠树木葱茏的仙居山，面临流水潺潺的花溪河，风光秀丽，景色宜人。抗战前为私家花园，因四周遍植修竹又称“竹林别墅”。中央政治学校迁此后“竹林别墅”被征用。另外还在花溪河畔的丛林深处，专为蒋介石修建了一座面积为272平方米的“校长官邸”。蒋介石也的确常来校视察或演讲，足见他对这所专门培养栋梁人才的学校的重视。

　　进了大学校门，查良镛便一心扑在学业上，由于他天资聪颖，学习刻苦，像当年读小学中学一样，成绩总是名列班上第一名。2007年5月21日，台湾政治大学(中央政治学校前身)建校80周年时，查良镛应邀回母校参加活动。他在作演讲时，回忆了自己当年在中央政治学校发奋读书的经历。他说:“自己那时算是用功的学生，每天必读一本中文书和几页英文书，中文书读的是《资治通鉴》……”在这次校庆上，他还被台湾政治大学授予名誉博士学位。

　　“学而优则仕”是中国文人士子几千年来所走的一条道路，查良镛也未能免俗。他潜心求学，也是为了将来能谋得一官半职，圆他怀揣了多年的外交官梦想，以期光宗耀祖，门楣增辉。

　　由于中央政治学校实行军管军训，一心向学的查良镛有些反感。按校规学生必须上军训课，见到教官还得立正敬礼，学生们个个牢骚满腹。查良镛后来回忆说:“如果不是为了点名，查得不到课要受罚……我宁去图书馆钻一整天，不愿去受冤枉的苦。”

　　出身书香门第的查良镛自幼喜欢读书，八九岁就开始看《荒江侠女》、《江湖奇侠传》。不过，在中央政治学校的这个暑假里，他却浸淫在更有意义的两部书里，他在《探求一个灿烂的世纪——金庸、池田大作对话录》中回忆道:“抗战期间的一个暑假，大学的同学们大都回家去了，我和一些无家可归的同学住在校里。天气炎热，大太阳下除了(去仅百米之遥的花溪河)游泳，不能做其他运动，我只好在教室里埋头读书。读的是《资治通鉴》和H·G·WELLS(威尔斯)的《theoatlint　of　history》(《世界史纲》)。《资治通鉴》是中华书局出版的线装本，字体很大，薄薄的书本拿在手里，颇有古典之乐。《世界史纲》是大开本的插图本，既厚且重，必须摊在桌上。一面欣赏书中的图画，同时欣赏威尔斯以漂亮的文笔叙述世界史事。读得倦了，便大汗淋漓地蜷曲在窄窄的长凳上睡觉，醒来再读。长凳只有半尺来宽，就是《阿Q正传》中所说的那种条凳。睡了一个暑假，居然从来没有在梦中掉下来过。那个暑假，以中西两部精彩的历史书为伴，过得充实而快乐。”

　　查良镛读的是外交系，且身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自然对国际国内的形势非常关注。他常常阅读各种报纸杂志，中共在重庆创办的《新华日报》，查良镛也时常翻阅。他对《新华日报》上每周一次的“国际述评”专栏格外欣赏，这个专栏由当时著名的政论家乔冠华撰写，用的是“于怀”的笔名。这些评述文章，立论精辟，文笔潇洒，给查良镛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至于后来他在香港创办《明报》，亲自撰写国际评论时，还时常想起乔冠华那些精妙绝伦、热情洋溢的评述文章。而且，上世纪40年代末期，他还与乔冠华在香港建立了亲密的友谊。

　　一年级结束时，中央政治学校教育长、兼任国防委员会常务委员的程天放，在“总理纪念周”的全校师生大会上宣布，上学年全校总成绩最好的，是外交系一年级学生查良镛，全校师生都向他投去钦羡的目光。对程教育长的褒奖，查良镛是喜在心头也暗自发奋。

　　中央政治学校是国民党创办的知名学府，常有所谓党国要人、御用学者到校讲演。有一次，陶希圣来学校讲演时，竟大言不惭地宣扬“岳飞不懂政治，秦桧能顾全大局”的议和思想。陶希圣在武汉失守后，感到国家前途渺茫，遂与汪精卫越走越近，终于在1938年12月18日，追随汪精卫离开重庆，途经昆明潜逃至越南河内。次年8月，在南京就任伪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兼中央宣传部长，成为货真价实的汉奸。同年，在上海参与丧权辱国的“汪日密约”谈判，后感到事态严重，于1940年反水，与汪伪政权的外交部次长高宗武逃往香港，向报界披露“汪日密约”内容，这就是抗战期间轰动一时的“高陶事件”。1942年初，陶希圣逃离香港，经韶关、桂林回归重庆，“迷途知返”的陶希圣，受到蒋介石重用，蒋授予他侍从室五组少将组长的官衔，成了蒋介石的文胆、国民党的权威理论家。他为蒋介石捉刀代笔，撰写了《中国之命运》、《苏俄在中国》二书。这样一个御用文人，自然要粉饰历史上的奸臣逆贼，宣传国民党政府中时时冒出来的“向日本求和之想”。

　　然而，正遭受日本帝国主义蹂躏的中国民众，对侵略者无不同仇敌忾，切齿痛恨，知识青年更成了激进的民族主义者。对当时国民党政府的软弱和腐败深怀不满的查良镛们，听了陶希圣的荒谬言论气愤至极，他们想起了岳飞墓前的一副对联:“青山有幸埋忠骨，白铁无辜铸佞臣。”用它来回敬陶希圣是再恰当不过的了。这副名联出自清朝一徐姓女子手笔，爱憎分明，讴歌了民族英雄，痛斥了汉奸卖国贼。在陶希圣第二次演讲前，查良镛等便事先将这副对联写在黑板上，陶希圣见了心里不是滋味，但也深知众怒难犯，便不敢再提这个话题了。

　　进入中央政治学校后，查良镛只想“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他后来说:“我是很个人主义化的，我对校政虽有不满，但却没有兴趣加入对抗校方的政治活动，我只抱着现时西方学生的那种心态，希望多点个人发挥的自由。读书归读书，不要太多的管束。”但是，事与愿违，面对不平事查良镛怎么能无动于衷，怎么能袖手旁观呢？他一定会挺身而出，这是他的性格使然。他回忆说:“在这所训练干部的学校里，学生多对国民党很忠心，有些守旧的同学甚至会把一些思想比较开明的同学拉到台上去打。我看了很是气愤，就去找训导主任辩理，主任反把我骂一顿，说我多管闲事，还说这些打人的同学是见义勇为，打的是异己分子。我说，就算不喜欢异己分子，要打人也要讲证据，况且不能这样侮辱同学。”查良镛还激动地对训导主任说:“好的领袖，好的三民主义，是值得我们去拥护的，但是不能说不容他人怀疑、讨论。”“但是，我人微言轻，终究说不通，就离开了。”其实，事情并不如查良镛说得这般轻巧，他后来对北大文学系教授、金庸小说研究专家严家炎说出了实情:“抗战后期，我在重庆中央政治学校念外交系，那个学校国民党控制很严，国民党特务学生把很多人看做异党分子，甚至还乱打人，我因不满这种状况，学校当局就勒令我退学。”实际就是被撵出了校门。

　　查良镛在中央政治学校只读了一年零两个月，因为打抱不平，因为行侠仗义，大约在1944年深秋失学了，他的外交官之梦也像肥皂泡一样破灭了。（稿件来源：人民政协报　颜坤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