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小说与《红楼梦》几点比较

　　由于脂本程本之争还望不见了断的一天，本文题目显然托大了。不过更有人指责把金庸小说与《红楼梦》相提并论是一种“日夜不分的昏话”，相较多下，此举完全可说是伸张正义。有位搞电子科学的老前辈，在《金庸小说的思想历程》发表后，指着“相信总有一天，世人会象承认安徒生一样，承认中国的金庸”一句，连连摇头，“金庸的武侠小说我又不是没看过，永远不会成为伟大的小说”。

　　我就问：“那你觉得什么样的小说才算是伟大的小说？”他深思熟虑一会，答：“《红楼梦》那样的小说。”

　　自那以后一直计划写作此文。其实以红学之浩翰，金学之烟海，岂是我辈能得以从头至尾一一比较的？不过择其鲜明者勉述一二罢了。对于传统的学术理论而言，评判武侠神话的价值似是一道障碍，但我以为，成千上万的小说，所重者无非是灵魂和技巧。

　　

　　一、浪漫主义

　　

　　刘姥姥在大观园尝到一道菜，不相信“茄子跑出这个味儿来”，得“十来只鸡来配”，现代社会铺张奢糜依然泛滥，但我还是怀疑这件事的可靠性。当然封建贵族生活无聊奢侈，异想天开的作剧多的是，现代人已不能理解了。相较之下，黄蓉孝敬洪七公的一菜一汤，却纯是杜撰，有炙肉条，“共有五五二十五般变化，合五五梅花之数”，正式名称“玉笛谁家听落梅”。 有“好逑汤”，樱桃去了核，另嵌上斑鸠肉，合“关关睢鸠”之意。古时皇帝食谱每道菜都有美称，烹饪被目为艺术，如此想来，金庸的想象虽然夸张，也并非全不可信。

　　金庸从未去过扬州，去过大理，去过皇宫，更别说平原沙漠、冰岛雪山。除家乡海宁外，小说中的地理背景金庸大多从未去过。但当我们随段誉进入无量山镜湖湖底，欣赏水底洞府的奇妙景致时；当我们随韦小宝双儿在北国的雪原鹿群中奔弛时；当我们随张翠山、殷素素在冰岛的洞穴中烤火时，我们虽明知是虚构，仍情不自禁神游其间。

　　《红楼梦》写景一般简略朴实，最详的要数“大观园试才题对额”，每一处住所有一番描绘。读者印象最深的蘅芜院的奇花异草，却全是杜撰，多是“字汇”或“离骚”中的古植物名，可能来自曹雪芹家藏花谱《离骚草木疏》。

　　高尔基说：“大艺术家身上，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似乎始终是结合在一起的。”贾宝玉和一大堆女孩子生活在一起，在男女之防严密的封建时代，严格说来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倘若他只有十三四岁，或十五六岁（书中一再压缩年龄），则主人公显得难以置信地早熟。但《红楼梦》仍是一部现实主义经典杰作，它的现实性并未因故事的不可靠因素而动摇。

　　所有的浪漫主义者都倾向于对现实进行再创造。《红楼梦》将现实的素材高度概括，再创造出一个集时间、地点、人物一体的现实中不可能存在的大观园；在此之上，又设置了一个隐隐约约的神话世界。现实中的人物被影射为神话中宿命的原型、下凡历劫的幻象。武侠题材具有夸张性，当然更不是现实的摹仿。武侠小说的再创造结果，一般就有江湖──类似大观园的作用，是集时间、地点、人物一体的人生舞台。

　　关于江湖问题，金庸有一段重要的评述。

　　.....在希腊悲剧中，表演者常带面具，与中国京剧的脸谱差不多，脸上的表情看不清了，而幕后或舞台旁又有大合唱，唱的时候台上的对话暂时停止了（中国的川剧有类似手法），这就使观众和表演者拉开了距离。这一距离令观众意识到舞台上表演的是一个故事，它与现实并不相等。......武侠小说如果用写实主义或现实主义的表现手法，恐怕是很困难的。

　　（《我崇拜女性──在“金庸小说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闭幕式上的讲话》）

　　这段话有两个要点：

　　一、 武侠小说中的江湖拉开与现实与读者的距离，是完全应当的，因为素材本身并不切实际；

　　二、 其它形式的文艺，如戏剧就常采取某种夸张的形式，以满足距离的美感。

　　历史上最热衷于布置间离效果的戏剧家布莱希特说：“戏剧必须使观众吃惊。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运用对熟悉的事物进行间离的技巧。”距离产生美感，这是我们常听到的。倘若韦小宝的故事由现实主义者来写，定会失去大量读者，因为韦小宝的故事和韦小宝所处的环境在历史上完全有可能存在，每一处历史中几乎都有韦小宝故事的影子，而对一种熟稔的现象，读者自然提不起兴趣──人都有寻求新奇的本能。韦小宝在一场市井斗殴中偶然走进江湖，有老到武侠阅读经验的或初涉武侠小说的读者都会感到惊异，被描写成具有超人力量的武侠世界，居然有和现实世界相通的本质。在（亚）神话结构中突兀的现实因素，多么令人惊奇！文艺一旦拉开与现实的距离，往往带来新奇。

　　武侠及江湖等不现实的因素可以转化为达成惊奇效果的隔离手段，只要小说内容确实具有深刻的真实性。武侠及江湖还发生另一种作用，即方便情节的剧烈发展。情节是素材的结构形式，大量通俗题材作品都是单一的情节剧──当然金庸是例外。但金庸小说情节仍不外借助一些武侠小说常见的模式，如学艺、夺宝、仇杀、比武、结派等等。比如《连城诀》，核心情节不外是夺宝，由于武侠世界被公然赋予暴力因素，夺宝争斗空前惨烈，怵目惊心。同谋间勾心斗角，师徒间互相欺诈，有人合力谋杀师父，有人活活闷死亲生女儿，还有人吃人肉！预谋十几年的疯狂机心，都是为了有一天能占有宝藏。激烈的情节发展把贪婪的人性放大，将人性的扭曲深刻在书卷之上。

　　综上所述，（亚）神话结构的意义不外两点：

　　一、 帮助读者摆脱现实，娱乐读者；

　　二、 隔离现实，放大现实或推动现实，随着阅读的深入，现实将越发强烈地刺激读者。

　　由于大量通俗题材的文艺仅以实现第一项为满足，文学殿堂的统治者便将通俗作品与非通俗作品区别对待，似乎认为只有非通俗题材类作品才能完成文学的使命。于是乎文学被假想为两大阵营，一曰通俗，一曰高雅。有迹象表明这种错误正在纠正中。我们感谢金庸为中国文学作出的贡献，他的小说也许可以唤醒沉睡于象牙噩梦中的文学。

　　《红楼梦》的创作过程是漫长的，至少经历了二十年。在创作后期，曹雪芹将原先固定在小说后半部的太虚幻境搬至第五回，致使小说结构斧凿过重。但同时大大加强了悲剧的宿命气氛，并且神话抢在真实内容展开以前进入读者视野，象征了人生宿命的太虚幻境使读者得以预知的目光冷静地察看人物的命运。小说刚开始还披着一切虚幻的外衣，随着悲剧的现实内核益渐深刻的演绎，受到预言隔离的读者感受到强烈的震动。

　　冲突激烈的武侠情节既娱乐了读者，又可让读者看到许多放大的真实。所以金庸小说被公推为“雅俗共赏”，他和其他武侠小说家唯一的不同也许就在于：他懂得挖掘深刻的现实，更懂得如何创造远离现实的真实。金庸与曹雪芹同为浪漫主义大师。

　　《红楼梦》表现人生和社会内容居多，而金庸小说涉及了文化、历史，特别是政治现实的再创造，好象知识面比曹老夫子还广。但是以单独的一部来看，没有哪一部的容量及得上《红楼梦》。

　　两者接近的人生主题大致有两处：

　　一、青春的缅怀和青春的毁灭。

　　二、现实的思索和理想的执着。

　　龚自珍诗：少年哀乐过于人，歌泣无端字字真。既壮周旋杂痴黠，童心来复梦中身。少年时代的情爱悲欢，遭际坎坷，当成年老迈之后慕然回首，便有了“梦中身”的恍惚。贾府衰落后宝玉“寒冬噎酸齑，雪夜围破毡”，比较当年“白玉为堂金作马”时的盛状，能不有“梦中身”的幻觉？当狄云走出恶梦，在茫茫雪地上奔驰，回忆少时与戚芳青梅竹马的纯情时光时，也就是这种心情。我们读完金庸书中所有少年人的故事时，一样可体会到这份“绵绵不绝的伤感和孤独”。

　　从抒情基调来看，尤以《飞狐外传》、《白马啸西风》、《连城诀》等几部悲剧意味甚浓的小说最近《红楼梦》。所谓“悲剧就是把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我们看”，这句话被引用了多次，实际象麦克白这种小人，算不上是有价值的，他的毁灭还是悲剧；不如说“毁灭美的悲剧是最理想的悲剧”。金庸小说与《红楼梦》的悲剧之美都从属于这条规律。金庸小说特别是中期作品中充斥着毁灭的道德、毁灭的正义、毁灭的青春、毁灭的爱情，尤其是毁灭的美好女性，这同《红楼梦》又极相似。如《飞狐外传》中的两位女主人公程灵素和袁紫衣，性质类似于林黛玉和薛宝钗，一个知道情人永不会爱上自己，用情人的血毒死了自己，专注而贞烈的性格，是有别于林黛玉的另一种至情至性；另一个本是尼姑，虽天性活泼开朗，终不敢违师命追求人间幸福，同薛宝钗一样现实而虚弱。虽然都是强人，她们生命中美好的时光只有短短的一瞬。如同林黛玉、薛宝钗、晴雯、香菱等各自走上毁灭的道路一样，程灵素、袁紫衣及马春花等一干女子遭到了命运的毁灭。

　　凌霜华、程灵素、阿朱、纪晓芙、胡夫人等奇女子，品性贞烈而高尚，她们的惨死象划破虚无夜空的流星，绚烂得使人永远不能忘怀。青春的猝死给人以最纯粹的悲伤，倘若林黛玉不早逝，《红楼梦》的魅力必将打去一半折扣。一大批具有浪漫气质的青春女性遭受各自命运的毁灭，这是金庸小说与《红楼梦》共同的悲剧主题。

　　作为阅历人生风雨的主人公，往往身世坎坷，多经患难，在家国兴亡之中，遍涉沧桑炎凉，或发忧思，或启愤慨，或图励志，或谋归隐，甚至游戏人间。主人公的实质即是戴着角色面具的作者原型，就象具有自传性质的贾宝玉一样，“悲凉之雾，遍被华林，然呼吸而领会之者，独宝玉而已”。典型者如萧峰，竟无一人能理解他自杀的人道用意，死后胜利果实遭剽窃，未能得到任何真正意义上的承认。“救人危难，奋不顾身，虽受牵累，终无所悔”的陈家洛，被亲兄出卖，郁郁寡欢地退出政治舞台；杨过虽与小龙女团聚，此前尽遭冷遇白眼，且经历了十六年孤独的等待时光；狄云饱受利欲陷害，孤愤之意，怆然纸上；甚至单纯洁白的石破天，面对纷繁复杂的芸芸众生，有太多无奈的“心的距离”。追求道义良心和自由的人们要么受到摧残迫害，要么被迫离开，主人公们（除韦小宝外）无一不在充满失落和孤独的岁月中成长，这是又一与《红楼梦》相类似的主题。

　　《红楼梦》中，宝黛诗化的爱情带有先天的脆弱性，“木石前盟”最终被世俗的“金玉良缘”取代，深刻地将理想与现实，天上与人间隔离。而金庸笔下的爱情，不论悲剧喜剧，在美遭受毁灭后，从未有世俗人事取而代之。《红楼梦》终局“好一似食尽鸟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家族中所有人遭毁灭性打击而四散分离，“这个现实世界毁灭人的价值，毁灭美的事物”，强烈悲怆的人生幻灭感上升为所有生命的幻灭感。金庸小说却大多有喜有悲，主悲则染喜，旨趣而点悲，写尽了几家欢喜几家愁。金庸作品很多具有史诗性，常以“高尚的风格描写伟大、严肃的题材，主人公是一个英雄或半神式的人物，他的行为决定一个部落或一个国家的命运。”具有神话般力量的英雄人物代表良知影响了历史，给予读者无上的满足。月儿弯弯照九洲，金庸小说的悲剧感染力虽远不及《红楼梦》，如今的“金迷”却不比“红迷”少，想是因为平常人都过着悲喜四季的生活。

　　《红楼梦》把多重主题来回穿针引线，编织成一件虚虚实实、真真假假、永远琢磨不透的艺术品。风月宝鉴在火中泣：“你们自己以假为真，何苦来烧我？”到底风月繁华是真，还是冰冷骷髅为真？小说写尽繁华风月，没有明确答案，读者可用自己的生活经验加以理解。书中又大量采用影射、预示、幻笔等手法，仿佛万花筒一般，支离破碎，闪闪烁烁的表现效果伸展至无穷无尽的空间，令小说描写艺术达到前人无从想象，后人无可摸拟的境界。金庸任何一部小说都达不到这种境界。但是作为不断突破的优秀作家，晚期作品表现出对早期许多意图的反省甚至否定，都能说明他毫不含糊的真诚和天份。

　　艺术家都有不同的风格。《红楼梦》“最后只剩下梦幻一般的对于美的事物的执着怀想。但这种执着怀想给人世留下了深长的感动。”在追求理想，坚持纯洁和真挚上，金庸与曹雪芹是一致的。连最后一位小无赖主人公，关键时刻还是义字当头。这是从人性的最深处流露出来的最美的东西。也正是所有有良心的艺术家一致具有的顽强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