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之侠──萧峰人格模式辨析

发布时间：2015.09.16 11:44 阅读次数：976 出自：本站 　　《阿朱 iis7站长之家》中，金庸用一阙拆散了的《苏幕遮》：“向来痴，从此醉，水听香，指点群豪戏。剧饮千杯男儿事，杏子林中，商略平义。昔时因，今日意，胡汉恩分仇，须倾英雄泪。虽万千吾往矣，悄立雁门，绝壁无余字。”为萧峰这个人物的故事作回目。把萧峰作为小说的主要人物来进行正面描写的那一回目，金庸命名为“虽千万人吾往矣”。这句话出自《孟子．公孙丑》中孔门弟子曾参说的“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我们无从知晓金庸这种安设是无心之笔还是有意为之，但这句话确实可以看作理解萧峰人格的一大关键。 

　　萧峰是侠，侠与儒在法家的眼里，同列在“邦之五蠹”之中。韩非子说“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这一对“难友”有一种天然的关系。他们都是入世的，都讲进取，且一取仁，一取义。萧峰身为丐帮帮主，契丹血统，生性豪爽，嗜酒如命，杀伐果断，勇猛异常，似乎与人们心目中传统儒家君子的形象差之千里，因此很多研究者认为萧峰是金庸塑造的佛家人物形象。（比如陈墨在他的专著《孤独之侠》中就将金庸小说笔下的侠客形象按照一种大体上的人格模式分成儒家之侠、道家之侠、佛家之侠、无侠、浪子、“反侠”五种， 萧峰就被归入了佛家之侠一类——认为萧峰在遭受家世惨变、被诬被侮的际遇之后，并没有执意于复仇，而是克制了嗔念超脱了一己之恩怨，为实现人世和平而甘愿牺牲，体现了一种佛教精神。）然而细读小说就会发现，终观萧峰一生，至死都没一刻忘怀这等家国、民族、亲友之“俗事”。萧峰人格始终的，乃是一种救世淑人，以天下为己任，时刻反躬自问，内圣外王的儒家思想。

　　萧峰这个人物甫一出场，便是一派风光霁月耀满堂的惊人气概。小说初次写到他是，从段誉的眼中得来：“见这人身材甚是魁伟，三十来岁年纪，身穿灰色旧布袍，已微有破烂，浓眉大眼，高鼻阔口，一张四方的国字脸，颇有风霜之色，顾盼之际，极有威势。”段誉顿时生惺惺相惜之心，“不禁暗暗喝了声采：‘好一条大汉！这定是燕赵北国的悲歌慷慨之士。不论江南或是大理，都不会有这等人物。包不同自吹自擂什么英气勃勃，似这条大汉，才称得上英气勃勃四字！”

　　段誉在此处所感到的这种“气”，使人想起孟子所说的的“浩然正气”。孟子认为：“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集义也。”排除其中的神秘主义因素，这种气实质上可以视为一种积极向上的人生追求。道义之气，志气之气，乃内心深处的进取意识和远大抱负，将其调动起来扩而充之，会产生强大的人格力量。萧峰的的出场描写似乎平常，然而又大有深意。他不像慕容复一样被营造出神秘的气氛在千呼万唤下才出场，而是段誉偶遇的一个很平实的一个江湖大汉，慑人的气势全来自一种个人精神上的主体自信，既合乎他的丐帮身份，又暗示着他自立自强的个性特征。

　　萧峰虽然骨子里有契丹人的蛮性，但他毕竟生长于汉地，所接受的也是汉人的礼仪方式和人格价值取向，而且以儒家价值观作为了他自己的一种无意识的价值观根植于心中，这是小说的客观环境所决定的。他是个贫农家的孩子，靠着自己的苦修实练而在武学上有所造诣，之所以能就任丐帮帮主也是靠着屡建奇功，在众人一致认同下而当上的，可以说是君子自强不息的一番最佳诠释。在萧峰早期的丐帮帮主生涯中，自“受上代汪帮主深恩，以帮主之位相授，执掌丐帮八年以来，经过了不少大风大浪，内解纷争，外抗强敌，自己始终竭力以赴，不存半点私心，将丐帮整顿得好生兴旺，江湖上威名赫赫”，很符合“治世者皆圣人”的传统文化型态。

　　杏子林中变故突生，丐帮弟子获悉他是契丹族人，行逼宫退位之事。萧峰处变不惊，平息混乱。因国家大义而赦免要反叛自己的丐帮长老，自伤身体，自流鲜血，代洗其罪。所谓“道之以德，齐之以礼”，“犯而不校”，大概如此。“恕道”是儒家仁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其中心内容是宽和容众，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恕道源于仁道，仁道讲求仁爱，恕道讲求宽容，强调不强迫他人做于人不利的事情。这一思想来自对人性和人心的深刻洞察，人性人心的本质决定人我同此心同此性。我心我性所不愿承忍者，绝不能强加于他人。萧峰平乱后，虽重法而念恩却又不流於买好示惠，对每个人各有一番交待，正是出于推己及人的一番仁爱之心。

　　孔子“无所为而为”，认为一个人做他应该做的事，纯粹是由于这样做在道德上是对的，而不是出于在这种道德强制以外的任何考虑。萧峰为给阿朱治病，身入虎穴，慷慨赴难，勇克群雄，血战聚贤庄，对外不避嫌疑，私下二人独处时却克己守礼，丝毫不逾矩，这是因为他觉得理应如此。而在第四十三回描写萧峰为了给父亲求治：“一听当即上前两步，双膝跪地，向那老僧拜了下去：‘神僧既知家父病根，还祈慈悲解救。……家父犯下杀人罪孽，都系由在下身上引起，恳求神僧治了家父之伤，诸般罪责，都由在下领受，万死不辞’。”子不言父过且勇于为之承担，正是儒之孝悌：“有事，弟子服其劳”；而慕容复则不肯为父担责，萧峰喝道：“你就想走？天下有这等便宜事？你父亲身上有病，大丈夫不屑乘人之危，且放了他过去，你可没病没痛！”这亦正是儒家之疾恶如仇之刚烈。在萧氏父子与慕容父子、鸠摩智三人对峙处于必败之势时，后者欲以宋辽交战来交换萧之母仇，萧峰凛然说：“杀母大仇，岂可当作买卖交易！此仇能报则报，如不能报，则我父子毕命于此便了。这等肮脏之事，岂是我萧氏父子所为！”鄙薄慕容复之无耻，掷之于地：“萧某大好男儿，竟和你这种人齐名！”儒家之刚健毅烈更是见于颜色。

　　尽管孟子也讲“天命”、“命也”，但更注重自律道德，强调个体的人格价值及其所负的责任。这些不仅包括在处理人际关系时所应担的道德责任，也包括身为一个社会人所应担的历史使命。萧峰的人格光辉正是因为他在认识践履武林之道时，功利指向总在族群天下，而审美形式更是笃厚刚健。生为辽人却有汉心，这家国一体的大失意大矛盾，正是萧峰的人生悲剧根源所在，人格形成之因。杏子林之变后他的命运全然不由自主，先是被迫离开丐帮，一生的奋斗化为乌有，接着在被江湖认为是杀父弑师的大恶人的情形下，带阿朱闯聚贤庄，虽正己守道却被迫杀人，临死前却又被人救出。再其后，确知自己身世之后，认为杀他父母、师父的人是带头大哥，报仇的结果误杀所爱的阿朱。这是萧峰“知命”了，只想逃避江湖纷争，自愿遁世关外。孔子说：“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论语•尧曰》，儒家认为所以我们能够做的，莫过于一心一意地尽力去做我们知道是我们应该做的事，而不计成败。所以却卷入了更大的国家之争。后来带阿紫到东北，这时候的萧峰无所作为，却是他离开丐帮后最无忧的时光。等到他为耶律洪基义兄平乱后，一直就有南征的压力，且到了最后终于演化为一种生死关头的临界选择上。

　　人在面对困境的时候必然要采用一个解决的方法，一个身体经受磨难的人必然要诉诸某种人生哲学，以解除内心痛苦。遍观中华文化，只有儒家以人性本善为出发点，制定了一整套解决父子君臣关系的伦理道德，将宗族血缘与国家君臣关系相结合。孟子说“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夫。”在情势的冲激之下，在国家命运众生共业下，孤臣无力可回天。这种困境之下，萧峰遂跳下了断崖——三十多年前他本该丧命的地方。孟子言：“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其于生者，故不为苟得也；死亦我所恶，有其于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正是对萧峰这种临界选择的注解。

　　儒家思想因其根源于长期的小农经济，形成于漫长的封建制度，故必然有其局限性。儒家文化中群体至上，否认个体价值，个体是否有社会价值的评判标准不是在于思想的独出与人格的真诚，而是在于这个人是否适应君臣父子的社会秩序要求。这类畸型的观念在很大程度上损伤了个体人格，产生了许多“畸人”，同样在萧峰之死上难辞其咎。

　　儒家认为“所欲有甚于生者，所恶有甚于死者”，但任何情况下都要“守死善道”，坚守气节，在生命与道义二者不可兼得的情况下，孔子说“有杀身以成仁，无求生以害仁”，孟子说要“舍身而取义”。生死抉择，惟仁、义所在。萧峰本来是以抵抗契丹，保家卫国为己任了，突然发现自己的敌人却是自己的家邦，于是所有支撑他的理念均坍塌，只想逃遁以求解脱。但渐渐的，他发现，其实从小所受的三纲六纪的教育，其实并未因民族的改变而彻底坍塌。以前是忠于宋帝，现在是忠于辽帝。这是儒家因为所谓“君为臣纲”，其实从来就不是宣扬忠于某个具体的君王。（我个人以为儒家所强调的自我道德教化，“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其中大部分的目的是为出世做准备的，个人的修炼其实是为有朝一日“卖于帝王家”的铺垫，独善其身其实还是为了兼济天下，“穷”这一字已表达了无可奈何的态度。）死有重于泰山，有轻于鸿毛，关键在于视其“义”的价值而有所为有所不为，所以萧峰即使暂时阻止了战争，做了对两国人民都有益，他最终也只能选择一死，因为他的行为触犯了自我内心的准则，即儒家核心思想中的忠义观。

　　萧峰是这位儒家文化造就的侠义之士，有能力统领丐帮惩奸除恶干预社会事务，但却无法用儒侠的行事法则来处理国与国之间的争端，这是因为治国之道并非一种道德统治，哪怕是用儒家文化作统治思想的宋廷也是“霸王道”并用，何况是不在儒家文化统摄下的辽邦。萧峰最后逼着耶律洪基立誓言，显然并无意义，但对当时的他来说也的确是唯一的选择。他徘徊在忠于国家与天下太平上而没有一个正确答案，从这一点上看出他的深受儒家文化之困而展现出的局限性与不现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