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55年《书剑恩仇录》问世，金庸的武侠小说先在香港、东南亚等地，然后在海峡两岸乃至整个华人社会长盛不衰，创造了一个奇迹。香港红学家林以亮说：“凡有中国人、有唐人街的地方就有金庸。”据不完全统计，金庸的读者超过一亿人。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金庸的作品在香港及海外一直高居畅销榜榜首。1996年，台湾远流出版公司的调查报告显示，单是台湾从1985年到1995年，金庸作品就发行了四百七十万册以上。如果加上早年的盗印本及以后的远景版，发行量有上千万册。金庸早前自称，他每年从港、台得到的版税（包括电影、电视）为1000万元左右，但一直没有收到内地的版税，只有一次例外，1985年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应李瑞环的要求出版了《书剑恩仇录》，他收到过一笔约10万元人民币的版税。这是正式签约给北京三联书店前他收到的唯一一笔版税。
“金庸是一个现象。他的小说平均每本超过一千版（最多是二千一百二十四版），总销量（连收不到钱的）达一亿！然而，金庸现象的重点，不单是一亿这个数字，而是他的作品历半个世纪而不衰。有好事之徒做过统计，在‘文革’期间，《毛主席语录》的销量，竟然比《圣经》历来的总销量还要大。于今看来，老毛的世界纪录将来可能被老查破了。”
金庸的作品还被译成各种文字。据首尔信永出版社统计，韩国有十二家出版社盗译了金庸作品，其中不少是一流的出版社。东南亚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出版了金庸小说的越南文、泰文、印尼文、柬埔寨文、马来文等版本，以后又有新加坡、马来西亚的中文简体字本。日本最具规模的出版社之一德间书店，准备出齐日文《金庸全集》。自1993年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英译本《雪山飞狐》以来，《鹿鼎记》《连城诀》《侠客行》《射雕英雄传》等英译本已陆续问世。
1980年10月12日，倪匡的《我看金庸小说》出版，台湾远景出版公司发行人沈登恩在《明报》刊出《等待大师》广告，征集“金学”研究稿件，随后一套23册的“金学研究丛书”陆续问世，以武侠小说而成为“金学”，这在中国尚无先例。三十多年过去了，“金学”俨然已成显学，在香港有倪匡，在台湾有林保淳，在内地有陈墨等“金学家”，出版了大量“金学”著作。各地的“金学”研究会、“金庸学术研究会”、“金庸书友会”等成立也有多年。北大、美国科罗拉多大学、香港中文大学等高等学府都举办过金庸作品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一些人心中，金庸早已成了一个神话。
以“潜规则”解读中国历史的吴思写过《金庸给我们编了什么梦》，或许有助于破解“金庸神话”。在一个缺乏财产安全与秩序的社会里，对获利能力的幻想，不如对伤害能力的幻想具有根本性。金庸笔下的大侠所具有的伤害能力，只有皇帝能与之相比，但大侠比皇帝要幸福自由得多。武侠梦，实质上就是中国男人改良了的皇帝梦。
为什么武侠幻想在中国格外流行？除了合乎我们的梦想之外，社会气候和土壤似乎也格外适宜。对武侠的幻想，其实就是对拥有强大的伤害能力的幻想。……在武林高手眼里，平民不过是伺候人的店小二，或是用来出气的店小二，或是供他搭救的芸芸众生，这正是皇帝眼中的百姓的功能。
武侠小说只是金庸生命的一部分，《明报》在他生命中占有更重要的地位。在20世纪香港乃至中华文化圈，他独具特色的武侠小说和明报王国树立了两座高峰。他成为政要和大众眼中共同的明星，文学史上恐怕还没有一个作家拥有的读者数量能与他比肩。文学就是文学，现在给他的作品下结论，也许还为时过早，是否传世的经典，百年之后才能见分晓。
造成“金庸神话”的另一原因是，他一介文人竟登上了香港亿万富豪排行榜。在一个以拜金主义为导向的社会，人们对财富的追求与崇拜心理毋庸讳言。他作为一个文化符号，同时成为商业社会中的财富符号，他身上实在包含了太多的奇迹。罗孚直言，如果没有香港，就没有金庸：
有人说香港没有什么，“除了金庸，只有平庸”。平庸是庸，金庸不庸。金庸是“镛”的一分为二，金庸有金，金庸不庸是尽人皆知的。
“如果没有香港，世上还有没有金庸？”回答是否定的，金庸乃是香港特定时代的产儿——
如果没有香港，世上就没有金庸。如果没有香港，金庸就只有在上海度过四十年代的末日而进入五十年代的日子，当他写他的处女作、第一部新派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时，正好是内地大鸣大放，他这部书还未写完，就进入大反右了，他有可能完成这样的作品吗？甚至他有可能写作这样的作品吗？
1967年8月，香港正在“五月风暴”当中，风雨飘摇，《明报月刊》“编者的话”大概出自胡菊人手笔，但也代表了金庸的看法：
香港这个在英国统治下的小地方，对于中国人还有一层非常深重的意义。我们除了必须赖此海港来安身立命、成家立室、生儿育女之外，对于中国，特别是中国的文化，香港还可能有很大的贡献。在现今中国的动乱局势中，香港是一个有自由、有机会让中国人能创造学术文化的少数地区之一。
……香港对我们重要，对中国之将来也同样重要。让我们珍惜这种自由，珍惜这种机会。
无论他的武侠小说，还是《明报》和财富，都是香港殖民时代的产物，是香港造就了“金庸神话”。如果他不是因为偶然的机会到了香港，而是留在内地，以他的家庭出身，在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的学历，在国民党背景的《东南日报》和“小骂大帮忙”的《大公报》工作过的经历，就算逃过1957年，也无所逃于“文革”。和千千万万同时代的知识分子一样，他将一事无成，生命中最美好的年华注定将在流放、苦役和批斗中度过。金庸全部的成功都是因为香港，他的成就与其说是“金庸神话”，不如说是“香港神话”。对此他很清醒：
如果我不来（香港），情况可能就完全不同了，我会继续留在上海，在上海《大公报》干下去，但可能在反右的时候就给斗掉了，（笑）最有可能就是在反右时给斗掉了，到后来在“文革”时可能又糟糕了。
一、俗与雅
金庸说：“香港人的特征之一，跟世界其他地区比较，对追求‘物质’的欲望尤为强烈。香港地小人多，竞争激烈，因而‘想过好生活’的心愿特别大，‘过好的生活’‘发财’‘有社会地位’往往会成为人生的目的。对于文化、艺术也轻易以商业性观点来作判断，以‘那值多少钱呢’来看待一切，这是我所担心的。”
然而，正是在这样一种商业社会，他的武侠小说才取得了空前的成功。经济学家张五常当年曾追读金庸的武侠小说，对时代环境有亲身的体验：
说金庸，我们要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社会说起。“年年难过年年过，处处无家处处家。”当时是一个无可奈何的社会，今天不论明天事，过得一天算一天。市场的取向，是在不知去向的日子中找点刺激。黄色刊物大行其道。……还珠楼主乱放飞剑，牙擦苏与黄飞鸿斗个不休，而写到外国，我们有《陈查礼大战黑手党》。老外当时的文化也差不多。从美国运到香港的电影，要不是《原子飞天侠》，就是《铜锤侠大战铁甲人》。
在上述的文化环境中，好些到香港来的外江佬要写稿为生。其中两个比较特别：一个是梁羽生，另一个是金庸。他们谈历史，说艺术，论诗词。为了生计他们发明了“新派”武侠小说。
在普遍追求物质的消费型社会，人们的精神需求也是快餐式的，或者说，更需要一种“游戏、趣味和娱乐”。金庸多次说自己的小说不过是“娱乐性读物”：
我的小说也不能说写得好，也不敢说文学家，总之我努力把小说写好。现在我在中国及海外华人中比较受欢迎，我给他们提供一个比较好的娱乐，也不说非常有益，至少没有太大的害处的一个娱乐品，有些读者看了觉得很开心很高兴，我就尽了我的责任。
娱乐品当然是一种通俗文化，具有商业化的特征。台湾作家柏杨说：“几乎所有武侠小说作者都只为钱而写，只金庸先生别有怀抱，他运用熟练的历史背景对暴政下被迫害的农民和暴政蹂躏下的人权和生命，充满了爱心和不平，对那些贪官酷吏卖国贼，则痛恨入骨。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金庸先生笔下的民族大义澎湃如潮。”这只是柏杨的解读，并非金庸的初衷。他一直在追求和平、安宁、幸福的生活倒是真的，尽管他细致入微地描述大量的暴力打斗场面，想象了无数惊心动魄的杀人武功，但他在本质上是个反暴力主义者。他不止一次地说：“我祖父、父亲、母亲的逝世，令我深深感觉不遭侵略、能和平生活的可贵，不论是国际间还是国家内部，最重要的是避免战争，让人民在和平的环境中争取进步，改善生活。暴力常是许许多多不幸的根源。”创作之时，他并没有着意于“暴政蹂躏下的人权和生命”，或许那只是不经意的流露。而有了这些，他的“娱乐品”就不是简单的娱乐了。不同的人从中可以读出不同的内涵。
金庸的小说并不因其通俗性、娱乐性就失去自身的价值。“金庸不是说教，不是以批评判断为目标，他是勾画了千千百百个不同的人物，以他们表现出许许多多不同的思想及人生观，供读者参考、感叹、娱乐。”当浮华散尽，光环隐去，文学裸露出它真实的面孔，他的作品将依然拥有它的读者。也许这是捧杀和骂杀他的人所无法理解的，这是文学自身的秘密，一个永恒的秘密。
金庸小说自80年代初进入内地以来，一直风行不衰。通俗文化的大行其道是有其深刻原因的。1949年以后，先是武侠小说在内地被禁，从反右到，“文革”，尤其“文革”期间，泱泱大国数千年的古老文化遭遇了自秦始皇焚书坑儒以来最严峻的危机。经过几十年的岁月蹉跎之后，传统文化几乎已在内地消失。实际上从20世纪40年代末以来，内地已没有什么独立的文学可言，即使是供普通老百姓消遣的通俗小说也没有。蓦然回首，我们却发现，中国传统文化的一脉星火被金庸在遥远的香港以武侠小说的形式小心翼翼地保存并延续下来了。
金克木称他的小说“迈过前人难有后继，虽有败笔，仍卓然自成一家”。许倬云说他的小说“是划时代了，可以不朽”。正如精英文化有它存在的价值，通俗文化也自有其存在的理由。在多元的背景下，这不是一个值得争议的问题。倒是金庸登上大学讲坛引发的争议令人深思，作为出色的武侠小说家，他不大愿意在大学纵论武侠。作为报人，他有长达半个世纪的报业生涯，成就有目共睹，但他也无意分享他的新闻经验，做新闻专业的博导。他最希望作为一个历史学家被学界接受。
在通俗文化与精英文化之间，金庸早年找到了最好的平衡。20世纪60年代以后，《明报》成为知识分子报纸，他的严肃政论尽管有人批评说带有某些商业社会的痕迹，但基本上是“文人论政”，是精英文化的典型。他白天天马行空写武侠，深夜写社评针砭现实，在通俗小说家和政论家两个角色之间游刃有余。他的社评和小说构成了一种“互补关系”，“一主干预社会，一主娱乐人生”。同一张报纸上，他的社评与副刊小说各有各的功能，各安其位，互不相扰。指向庙堂的文人论政和指向江湖的文人侠客梦，在他身上浑然一体。
金庸说：“商业性跟好坏没有关系，雅跟俗与好不好是两个标准，是不同的。好像一匹马跑得快不快跟马的颜色是两回事。雅俗与好坏也是两个标准，不能相提并论。我个人的看法是，雅的东西会欣赏的人比较少，雅的不一定好，俗的不一定坏。”
俗与雅，通俗文化与精英文化，金庸（查良镛）与穆旦（查良铮），两个海宁查家的同辈人最具可比性，也最富有象征意味。有人评论，“金庸展示了文人的情趣，穆旦却坦呈了文人的灵魂”。穆旦与金庸都是抗战时期接受大学教育，穆旦比他年长，在西南联大受到沈从文、朱自清、闻一多等人的熏陶，又在抵抗外敌的烽火中获得了诗的生命，金庸虽考上了西南联大，却选择了中央政治学校，失去深造的机会。更大的区别是，一个留在内地，一个去了香港，在时代的大变动中，两人的命运也由此滑向不同的方向：一个惨遭迫害，英年早逝，虽然其诗歌注定要长留在文学史上，却是阳春白雪，曲高和寡；一个风光无限，所到之处冠盖云集，享尽人间的富贵荣华，以武侠小说拥有上亿读者，风靡整个华人社会。这是两个富有才华的个体生命，他们志趣迥异，命运不同，一个是未完成的生命，一个是充分展开的生命。他们的作品也分属不同的世界，有着不同的意义。正如金庸不可能取代穆旦，穆旦也无法取代金庸。
二、知识分子与权力
金庸在《卅三剑客图》中说：“研究中国历史上这些大人物的心理和个性，是一件很有趣味的事。千百年来物质生活虽然改变极大，但人的心理、对权力之争夺和保持的种种方法，还是极少有什么改变。”他的武侠小说一开始就对权力进行了无情的否定，一曲《书剑恩仇录》，飘荡在江山与江湖、权力与血统之间，乾隆的阴险、毒辣和狡诈首先来自他对至高无上的权力的追求，为此，他不惜背叛六和塔上的盟约，践踏海宁潮前兄弟击掌、互不伤害的誓言。美丽绝伦的香香公主最后留下血写的遗言“不要相信皇帝”，撕破了乾隆道貌岸然的面具。《碧血剑》对李自成们打进京城以后迅速腐化、堕落的叙述，只不过再次印证了“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腐败”这一质朴的真理。《倚天屠龙记》里的张无忌不具备做“政治领袖”的条件，身上却有许多人性中美好的品质，是个可以信赖的人，这恰恰是那些成了“领袖”的人所不具备的。在人性的尺度之下，小说中的朱元璋与张无忌相比反而暗淡无光，美丽的周芷若也一点都不可爱。从《天龙八部》到《笑傲江湖》，金庸小说中常常出现“千秋万载，一统江湖”的口号，这不过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另一种说法。从庙堂到江湖，没有什么两样。东方不败因掌握大权而腐化，任我行也一样难以幸免，那是人性中的普遍现象。岳不群、左冷禅掌了权一样如此。他们野心勃勃，将获得无限的权力视为人生的最高目标，这是数千年来被专制政治毒化的畸形现象。吴霭仪说：“未把握到权力的人暗里筹谋，既得权力的人处心积虑防人夺权，未得到权力的人洞悉当权者喜听奉承的弱点，但一旦得到权力，自己却不知不觉地重蹈覆辙。”
这位在香港新闻界放过光芒的女性眼光的确不凡，几乎只有她一针见血地看到金庸小说最终对权力的回归：
《笑傲江湖》在内地“文革”时期写成，金庸对政治斗争感到痛恨烦厌，可以想见，显然他并不认为令狐冲是最理想或最后的答案。在《鹿鼎记》中，他从另一个角度探讨这个问题，提供了两条相反的路。韦小宝这个“反英雄”得到激烈反应及广泛讨论，可见多么成功。但我认为《鹿鼎记》真正的主角、乔峰大侠典型的真正对手，是康熙这个雄才伟略的英明君主典型。
从《书剑恩仇录》的“不要相信皇帝”到《鹿鼎记》的康熙，发展过程是有踪迹可寻的，但到了康熙，“为国为民”已不是大侠一己可以担当的事，而是必须靠一个开明的当权者指挥一个有组织的政府去推行。《鹿鼎记》最接近金庸其他小说的侠士的人物是陈近南——天地会的总舵主，然而陈近南与康熙比较、天地会与康熙的亲信比较，谁更能办事，那是十分清楚的。至此，金庸的武侠小说便写不下去了……
1994年，金庸访问台湾时说：“在中国皇帝中，我对康熙的评价很高，他不但思想开明，而且很好学，还去学了外国的学问。”从否定权力到回归权力，这是金庸的悲哀，但不仅仅是他个人的悲哀，更是这个民族的集体悲哀。
1959年以来数十年间，金庸在《明报》执笔写社评，特别是他早期的社评贯穿着对权力的批判。他甚至得出了“政治上大多数时候是坏人当权”的结论。1972年8月15日，他在《人民、政权与领袖》社评中说得很清楚：
中国的政治，几千年来都是口中说一套，实际上是另外一套，简而言之曰：“杂用王霸之道。”号称行王道，实际上行霸道。政治领袖向来第一抓住自己的权力和利益，第二照顾本集团的利益，国家人民的利益放在最后。君为贵，社稷次之，民为轻。
只读过金庸的武侠小说，没有读过查良镛的社评，看到的只是一个不完整的金庸。多年前，金庸说他正在编新闻评论集，准备在香港出版，今后如有可能再在内地出删节本。“倘若有一天，《查良镛政论集》出版，将其与《金庸作品集》参照阅读，我们方能理解查先生的抱负与情怀。”
金庸年轻时做过外交官之梦，1950年梦断京华，再也没有这样的机会。作为成功的报人，他有机会参与香港公共事务，20世纪七八十年代，担任香港廉政专员公署市民咨询委员召集人和香港法律改革委员会委员。从麦理浩到尤德、卫奕信，他是历任港督的座上客，他们几乎每天都要读他的社评。对戴麟趾、麦理浩等人，他都有好评。他说：“英国人对我也很客气。不过英国也不会找我去做些什么。我与麦理浩、尤德、卫奕信交情都不错，朋友式的。”
1985年，金庸应邀担任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1995年他成为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委会委员。不过那都是业余政治。2001年5月他在广州说：“我觉得幸亏没有从政，完全不遗憾，运气很好。……从政当然也很好，但是我的个性不大适宜从政，因为个性很不愿意接受上司的吩咐指导，不愿意受约束。从政当然有它的好处，可以服务大众嘛，但是我确实不适合。”一度有人说他想做香港行政长官，他对此坚决否认。多年后，他在湖南说：
我不是政治家，也不参政。我跟你解释，我参加香港基本法的起草工作……不是作为政治家参加政治活动，是要在政界争取一个地位继续为人民服务。我这个行为比较简单的，就是起草基本法，保证邓小平提出的“一国两制”的顺利实现。……所以我不是什么政治家……
从1962年的“逃亡潮”到“五月风暴”，《明报》崛起的过程中，几乎每一次重大事件他都站在港府一边，却赢得了香港的民心。80年代以来，面临香港回归，在未来的政制安排上，金庸与北京的立场不谋而合，遭到香港舆论的攻击，示威、焚烧《明报》，但他都不为所动。这里有他少年时的创伤记忆，小学历史课上的眼泪，也有他对既得利益的现实考虑，他坦言自己是“既得利益的建制派”。每个阶段金庸都作出了自己的选择。1967年的选择曾给他带来生命威胁，他成了“左派”的暗杀对象，这是他一生遭遇的最大危机。进入80年代，他的言论倾向发生变化，虽屡遭质疑，却无须面对这样的威胁。他有抱负，更有纵横捭阖的手段与谋略，香港甚至有人说他是“马基亚维里型的知识分子”。他的“政治现实主义”使他在京、港、台之间游刃有余。有一种看法，说他晚年日趋保守，功成名就之后，安享富贵，已失去六七十年代批判的锋芒。事实上没有这么简单。他毕竟是个复杂的人物，而不仅仅是个商人，“他是一位有信念的文化人却是更重要的事实”。
金庸极力在京、港、台之间保持平衡，他多次对《明报》记者李广荣等人说：“《明报》的立场，要以香港市民、内地人、台湾人和华侨的利益为依归。”他身上的大中国情结，是没有经历过那个时代血与火的洗礼，又在1949年后定居海外的人很难体会的，他们对国家统一的向往，对国家强大所寄予的期望，都是深入骨髓的。如果对他们早年人生的动荡和飘零海外的处境缺乏深入的理解，我们很难准确把握他们的这一心思。
早在1960年初，中国将与缅甸就边界问题展开谈判，金庸在1月29日的社评《向中共提一个意见》中说：“划定边界乃千年大业，不要为了迁就一时的外交策略而对缅甸过分让步。是否侵略，日久自明。属于中国的疆土却一寸也不能退让。”中国与印度、越南发生战争，他都是站在中国一边，肯定、欣赏北京的方略进退，并不断发表预测性的评论。1962年10月，中国与印度在边境发生武装冲突，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谴责中国对印度领土进行“不顾原则的挑战”，是“猛烈的侵略性行动”，10月23日，金庸在《明报》发表社评《美国声明，是非颠倒》，予以驳斥。
在钓鱼岛事件中，《明报》和《明报月刊》都是劲旅。金庸的中国立场极为清楚，《中国应即派兵上钓鱼岛》（1972年5月7日）等一系列社评传递出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结。1971年4月13日，他在社评《保卫主权，不可节外生枝》中说：“参加保卫钓鱼岛，不必附有任何条件，不必身家清白，政治思想纯正，阶级出身良好，不必一定品行端正，动机正确……任何条件的附加，都会引起争执，削弱了力量。”对于这个立场，他一直很自豪。
中、苏交恶，金庸一直称颂毛泽东和中国的立场。他在1969年3月5日的社评《这次要赞一赞中共》中说：“中共以强硬态度对付这北方之熊，那是好汉子的行径。”1976年9月10日，他在《毛泽东去世》社评中说：“他对于中国国家人民的功过，则依各人的政治立场而会有截然相反的看法。但有一件大功劳，全国人民都必须承认，那是他领导中国，坚强不屈地抗御苏联对中国的侵犯。自从开始对苏联斗争以来，他这坚决反苏的立场始终没有丝毫动摇。”
金庸一直主张两岸统一，反对台独，反对“两个中国”。1964年1月23日法国与北京建交，到2月11日的半个月中并没有与台北断交，他在1月29日、30日、31日接连发表《法国正式搞“两个中国”》《法国“阳谋”，天下共见》《一个中国，两个政府》等社评。
即使在20个世纪六七十年代，金庸在《明报》社评中猛烈抨击“跋扈”的林彪、“算老几”的江青之时，也从来没有放弃过对周恩来、邓小平、彭德怀等人的肯定、赞美和同情，只是当年幼稚的香港“左派”把他当成了对立面。他并不反对社会主义，只是反对“文革”时期搞的那一套。“任何主义的本意都是为人民服务的，是有诚意的，只是在发展的过程当中，渗入了杂质而已。”
1981年7月，金庸应邀访问内地，享受国宾式的“最好待遇”，细读他返港后发表的谈话，会感到他对邓小平和内地政权有一种绝非客套而是由衷的认同与归属感，他坦承对邓“一直很仰慕”“一直很钦佩邓小平的风骨”，这都是真心话。有人说：
数十年来，读他的报章，或有一种举头望月的感觉，其阴晴圆缺，视节令而定，初一十五，并不一样。
而按他的解释，又或可用另一个形象的角度以譬喻：读他的报章如在一日之间仰观天日，可见日头于晨在东，于午居中，于暮而又西坠，而未知转动的是观日者足下的大地，而非太阳本身。理想与宗旨，应是毕生追求的精神太阳，永为光与热之所寄的恒星。望月与观日的两派理论，各有所据，最后的公论，大概要交给历史去仲裁。
金庸说：“我的立场就像一双笔直的筷子，从来没有改变。改变的，只是桌子上摆放食物的圆盘。”
其实，他对内地的看法是有思想脉络可寻的。1972年3月1日，他的《明报》社评一直没有引起注意：
我们并不期望中国成为资本主义国家。事实上，资本主义有重大缺点，中国改行资本主义，绝非广大人民之福。而实行民主自由的社会主义制度，只有增加全体人民的幸福，而决不会减少。我们热切盼望中国沿着这条道路……
这就可以理解他的大中国情结不仅是民族主义的选择，同时也是他对社会主义的价值认同。他认为，“平等的社会主义、自由的民主主义、仁爱的人文主义，这种三结合，终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成就”。作为一个现代知识分子，金庸“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古老模式中不断地寻求着内心的平衡。然而，他也未能克服一种常见的弱点，在忧患中能保持清晰的判断和危机感，并有所承担，在安乐中却不能自持……”
香港专栏作家陶杰比较金庸与张爱玲、高阳，同样是士大夫家族出身，只有金庸跳出了旧中国的窠臼，得益于香港的独特条件，右手写小说，左手办报纸，把中国古典文化与西方电影娱乐结会，创造出举世无双的想象世界，且把一家华文传媒办成了现代企业。其实金庸同样受到这个家庭背景的限制。他身居英国治下的香港，精通外语，读过大量外文书，并翻译过罗素等人的著作，有机会接触先进文明，但他终究是一个典型的中国人，身上有类似古代士大夫那样根深蒂固的“忠君情怀”。“查良镛常被人推崇为学贯中西，但实际上他是非常传统的中国知识分子，一个有优异外语能力的报人却潜心于古代题材的武侠小说创作近二十年……他对《明报》的治理并无多少西方企业精神可言……”已故文学评论家胡河清一语洞见：
金庸出身在一个破落的旧贵族家庭。他们都具有深远的家世感，从而从遗传密码和贵族生活方式中摄取了大量关于中国士大夫文化的隐蔽信息。同时“破落”又使他们降入中国老百姓的生活之中，领略到了民间情感生活的深广天地。
2005年1月，有记者在杭州采访金庸时说：“你晚年经常出席各种地方政府举办的活动，有评论说是‘翩然一只云间鹤，飞去飞来宰相衙’。”对此他并不在意。“呵呵，说我和高层的人还是有很多交往，是吧？这句诗吟得很好。还有句话是说，隐士你隐在哪里？终南山。为什么隐在终南山？因为终南山离长安近，说明你心不忘朝，还是想跟大官交往。”
金庸是香港的产儿，更是20世纪中国大变动时代的产物。如果离开了这个剧烈颠簸、大起大落、至今还在转型当中的时代环境，我们无法接近他的内心，理解他每一步的选择。金庸是个典型的中国人，他之所以受到那么多华人的喜欢，不是无缘无故的。他活得很真实，他的复杂也是其内心真实的呈现。他多次表示自己一生经历极复杂，不愿与人分享内心，“写自己的事情，坏的事情自己不大会写的，一本书全部讲我自己好的，那这本书就是假的”。
三、入世与出世
在生命中最重要的那些年头，金庸一手写武侠，一手写社评。陈平原如此论述：
即便小说家无意影射，政论家的思路也不可能严守边界，不越雷池半步。……同时写作政论与小说，使得金庸的武侠小说往往感慨遥深。撰写政论时，自是充满入世精神；即便写作“娱乐性读物”，金庸也并非一味“消闲”。理解查君的这一立场，不难明白其何以能够“超越雅俗”。儒道之互补、出入之调和、自由与责任、个人与国家，在金庸这里，既落实在大侠精神之阐发，也体现为小说与政论之间的巨大张力。
金庸小说的背景，大都是易代之际（如宋辽之际、元明之际、明清之际）。此种关注国家兴亡的思路，既有政论家的人生感慨，也有“乱世天教重侠游”（柳亚子诗）的现实考虑，还包含章太炎、周作人所说的纲常松弛时思考的自由度。
这里面也包含了金庸早年的乱世经历，他的人生体验和思考。他说自己的作品“反映了世间的人生真实”。他有人道的关怀、侠义的倡导，通过郭靖等人物体现了中国传统的儒家精神。某种意义上，他洞悉人性的幽微变化曲折，写出了人性的复杂与丰富，他一贯认为表面上的善可能恰好是恶，表面上坏的却透出人性中美好的一面。金庸的思想、价值主要是儒家式的，尽管对道家、佛教的观点也有不少肯定。他的《鹿鼎记》最后回归了“忠君爱国”的立场，着意刻画康熙这个圣君明主的形象。在这个意义上，韦小宝仅仅是个插科打诨的陪衬而已。这是儒家历千年不衰的理想，从郭靖与襄阳城的共存亡，到金庸在康熙身上寄托自己的政治和人生理想，那只能是儒家的、人世的，而不是道家或佛教的、出世的。
虽然金庸自称“从小就对范蠡、张良一类高人十分钦仰”，最羡慕他们功成身退，他笔下的主角从陈家洛、袁承志、杨过、张无忌到令狐冲几乎都在大吵大闹之后悄然归隐，连韦小宝也是如此。但对他而言，出世是虚，入世为实，入世才是真的。与列夫·托尔斯泰这样具有深沉博大、悲天悯人的宗教情怀的精神巨人不一样，金庸缺少超越性的追求，他是世俗中人，属于红尘，而不属于天国，他的神话只是在商业社会中取得成功的又一例证。
金庸登上香港富豪榜，1987年创刊的《资本》杂志将他排名第二十七位，是百人名单中唯一的作家（报人中，胡仙及《成报》《东方日报》的老板都在他的前面）。1991年，他再次名列《资本》杂志180多人富豪排行榜的第六十四位。
身处商业社会，人对金钱的欲望几乎压倒一切，很少例外。即使农业文明时代的范蠡也是带着西施弃政从商，变成了富甲天下的陶朱公。在功成名就之后退出江湖，飘然而去，道家式的归隐向来只是一个可望而不可即的梦，更何况现代社会早已没有可以耕种的桃花源，可以垂钓的富春江。对金庸而言，人生的切肤之痛早已远去，佛经至多能成为茶余饭后的灵魂慰藉。少年时代颠沛流离，饱经动荡与忧患，使他“一直渴望恬淡安泰的生活”，这一切自在情理之中。他所有的选择，几乎都可以在这里找到真正的根源。直到晚年金庸依然精明，他与北京三联书店合作十年以后提出的三个续约条件，无非为了一个“钱”字。表面的佛、道、隐等出世的话语，掩盖不住骨子里对现实利益的在意。
1981年，李敖发表《我是“善霸”我怕谁》一文，对金庸提出质疑：
1979年我复出后……金庸为国民党捧场，跑到台湾来。有一天晚上到我家，一谈八小时。……他特别提到他儿子死后，他精研佛学，他已是很虔诚的佛教徒了。我说：“但大体上，无不以舍弃财产为要件。……你有这么多的财产在身边，你说你是虔诚的佛教徒，你怎么解释你的财产呢？”金庸听了我的话，有点窘，他答复不出来。他当然答复不出来，为什么？因为金庸所谓信佛，其实是一种“选择法”，凡是对他有利的，他就信；对他不利的，他就佯装不见。其性质，与善男信女并无不同，自私的成分大于一切，你绝不能认真，他是伪善的。这种伪善自成一家，就叫作“金庸式伪善”。
其实，金庸自己就曾坦言：
佛教希望人的欲望能尽量减低，最高境界是什么也抛弃掉，连生命也觉得没什么所谓。我离开这境界实在太远了。要我财产完全不要，我做不到；要妻子儿女都不要，做不到；名利不要，也做不到……
放不下财产、名利，出世自然不可能。但有了这番自白，金庸仍不失坦诚。
他对佛教的信仰并没有超越尘世的网罗，他无所逃于所处的这个特定时空，无所逃于这块天地之间。这不是他个人的悲哀，对一个个体生命来说，他已攀上成功的巅峰，财富和名声、鲜花和掌声笼罩了他整个生命的黄昏。“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透过维多利亚港湾湛蓝的海水，他看到的夕阳依然那样耀眼，但那并不是真实的夕阳，那是与大千世界的悲苦、与亿万男女的欢乐与哀愁无关的夕阳。
儒与道，侠与隐，佛家也好，尘世也好，茫茫人海，无可退隐之地，退出江湖只是一个梦，所以，他说“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在人世与出世之间，他努力寻求平衡，寻找最佳的位置，他的内心深处也许常常无所适从，这是人类普遍面临的问题，不独他一个人如此。
20世纪80年代初，金庸的作品不仅被拍成电影、电视连续剧，还被改编成“武侠话剧”。卢景文执导的《乔峰》在香港大会堂剧院演出，剧终时，台上演员介绍，金庸先生也在这里。“观众热烈鼓掌，长达一分钟之久，我开心得好像飘在云雾一样。”
这是金庸真实的一面。掌声之后，他也有孤寂和落寞，更有惘然和茫然，这一切同样真实。有人说他的小说除了《天龙八部》《鹿鼎记》，都给人“回首当时已惘然”的感觉。他回答，“惘然”其实《天龙八部》里也有。
我觉得人生永远美满似乎都不太可能，就算最后圆满，茫然的感觉也在所难免，一切目的都达到了，还是很空虚的。
茫然之感，恐怕更能贴切地传达出人生百态的讯息。我常想着：什么样的感触都会在时间中淡去，淡成了茫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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