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阎大为
在《神雕侠侣》一书中，杨过和小龙女之间的爱情和婚姻的曲折和磨难贯穿全书，没有这些，《神雕侠侣》就不能成书，或完全成为另一种样子。
金庸为了要给这种曲折和磨难营造足够的气氛，在第十四章中自己伸出头来特别加以评论说：“宋人最重礼法，师徒之间的尊卑伦常，看得和君臣、父子一般，万万逆乱不得。”不过这也没有什么，作为武侠小说是可以虚构的，既然整个武林都是虚构的，再多虚构一条师徒间不能通婚的礼教规矩，也没有什么大关系。
然而，在金庸为《神雕侠侣》写的后记中，他又一次强调说：“师生不能结婚的观念，在现代人的心目中当然是根本不存在，然而在郭靖、杨过的时代却是天经地义。”有一些“金学家”们也就跟着说，宋朝时的礼教大防最严云云。这样就不能简单地把金庸营造的“宋人最重礼法”仅只看作是小说家的虚构，只是用来娱乐读者的东西了。
这里有两个问题，一个是究竟是不是“宋人最重礼法”、另一个是师生间的婚姻是否违反中国古代的传统或礼教。
先说第一个问题。宋朝出了好几位有名的道学家，他们极力宣扬道学，崇尚礼教，但这并不能说明“宋人最重礼教”
而恰恰是宋人对礼教重视不够，所以需要特别对礼教加以强调之故。（X ××《老子》）
宋朝以前的五代时期，按正统的观点看，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准极低。像有名的冯道就是五代时人。他一生中在四个朝廷中当高官，先后服侍过十个皇帝，亡国废君，毫不在意，没有任何一点忠君的观念。而和他同时代的文人们却崇拜他为“圣人”。宋朝初年的重要文人和官僚郭忠恕还说冯道“累朝大臣，诚信著于天下，四方谈士，无论贤与不肖，皆以为长者。”
宋朝继承了这一封建伦理道德混乱的局面，正统的知识分子是不满意的。欧阳修等人就曾口诛笔伐；到周敦颐、程颐、程颢等人手中，一个维护封建统治等级制度和宗法制度的道学哲学体系，逐渐建立起来；到南宋的朱熹更是此哲学体系的集大成者。
但是，在宋时，反对道学的力量还是很强的。在南宋时，朱熹的学说就曾一度被判为“伪学”，在禁止之列。到明清时代科举考试中，以经义取士，且以朱熹的《四书集注》为准，这样道学的力量才一天盛似一天。所以，最讲礼法的是在明代和清代。
程颐是反对寡妇再嫁的，他说过：“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大概他是没有真正挨过饿的，否则他一定不会这么讲。
他虽这么讲过，但丝毫也不能说明宋人都接受他的观点。
南北宋之交有个有名的女词人叫李清照，她48岁时．丈夫去世，她再嫁给一个叫张汝舟的人，后来又离异。
李清照的父亲叫李格非，曾在朝廷中任礼部员外郎，是个有名气的文人。值得注意的是，当时科举考诗词，而李格非却着意经学、礼记（《宋史》卷444），应该是很讲究礼教的。
李清照受过极好的教育，又是在这样一种家庭影响下长大的，却在所谓“黄昏恋”的年龄，她再婚、离异。可见程颐那一套宁可饿死不能再嫁的说法，不但没有为一般老百姓接受，就连大官僚、著名文人家庭中成长起来的女子也没接受。
不知金庸和诸多“金学家”是根据什么判定“宋人最重礼法”。
既然金庸在《神雕侠侣》的后记中很肯定他说，在郭靖、杨过的时代，师生不能通婚是天经地义的，那么他一定有充分的根据，会用一些例证来说明这个问题。恕我孤陋寡闻，实在想不起来在宋代有什么人，因为师生通婚而受到人们的谴责。
过去，在有些私塾念书，是要拜“天地君亲师”的牌子的，把老师抬得够高的了。但这和婚姻好像没有什么直接关系。
这五个字中还有“君”字，但选妃子，尚公主，“君”家都可能通婚，何况“师”呢。
《西游记》中讲过“一日为师，终生为父”的话，那只是说说而已。别说是现代的教师们，就是古代那些在私塾中教童的秀才们，若不是得了精神病，绝不会动这样的念头，想让学生们一辈子将自己看作父亲一般。
笔者是个中国古代文史的爱好者，诚心地希望，金庸或哪位高明的先生能在这个问题上，即在宋代师生联姻（当然是指合法的婚姻）是否“逆乱”这个问题上，提出一些例证。
本人将不胜感激。
在有一点上，金庸的聪明还是很令人佩服的。在杨过入古墓派，拜小龙女为师时，不称为师父，而称姑姑。在当时，看不出是什么特殊之笔。到了后来，在第十四回，杨过在大庭广众之中大声说：“姑姑教过我武功，可是我偏是要她做我的妻子。”从字面上看，这真是“石破惊天”的乱伦的“豪言壮语”。看到这里，我真佩服他有“先见之明”，佩服他能早早就为此极有刺激性的“乱伦”语言留下伏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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