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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中得来的朴素感受——“五四”新文学、西方近代文学对金庸的影响——把性格刻画放到首位，而不是着力编故事——小说结构是西方近代的，而非传统的——语言兼容传统白话与新文学二者之长——努力创造意境的艺术追求——严肃认真、求新求变的创作态度金庸的出现是个谜。他像一颗明亮的彗星那样突然闪耀在文学的天空。
他的成功来自何方？奥秘在哪里？因素当然很多（例如奇特超凡的想象才能，宽广厚实的文化学养等）。现在这个题目，仅仅试图从一个角度——金庸与新文学的关系方面作些探讨。
把金庸小说跟“五四”新文学挂起钩来，可能有人会觉得奇怪。因为毕竟新文学和通俗文学两大阵营对峙了那么久，“五四”新文学家像瞿秋白、郑振铎、沈雁冰等又都批判过武侠小说，而金庸这位武侠小说大师本人也不大讲到和新文学有什么关系。究竟这两方面能不能联系到一起呢？好像是个疑问。
其实，我形成这种想法，最初也只是出于大量阅读中得来的朴素感受，甚至几乎凭一种直觉，隐隐觉得金庸小说似乎和“五四”新文学以及西方近代文学有着相当密切的关系。比方说，《倚天屠龙记》第六章描写谢逊“长长地叹了口气，叹声之中充满着无穷无尽的痛苦、无边无际的绝望，竟然不似人声，更像受了重伤的野兽临死时悲嗥一般。”(1)金庸所写的这个灵魂和肉体都充满创伤的人物，马上使人想起鲁迅笔下的魏连殳。魏连殳的哭声“像一匹受伤的狼，当深夜在旷野中嗥叫，惨伤里夹杂着愤怒和悲哀”。这里意象的相似，并不是一种巧合，说明金庸有很好的新文学修养，他读过鲁迅的《孤独者》这类小说，而且留下深刻的印象，所以在创作时才会随手拈来，用得那么活。再有，张翠山、殷素素夫妇和谢逊一起在北极火山岛上住下，他们给这个岛命名为“冰火岛”，这意象也容易使人猜测金庸读过鲁迅《野草》中那篇《死火》。《碧血剑》开头借南洋归来的张朝唐眼睛所写的明末老百姓在乱世流离失所的景象，使人想到“乱世人不如太平犬”的谚语，使人想到鲁迅说的中国人历史上两种命运：“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2)。《连城诀》第八章写到在雪谷里生活了数月的水笙，面对周围群众，讲了一些为狄云辩白的真话（父亲水岱并非狄云杀死，是父亲为免除痛苦求狄云帮助了断的），却受到嘲笑，被人用污言秽语辱骂，这类庸众的笑骂之声，我们在鲁镇、在未庄也都一再听到过。所有这些，都使人感到金庸对鲁迅作品是很熟悉的。
《射雕英雄传》里有个颇不一般的人物：瑛姑。她年轻时原是大理国皇帝段智兴的妃子。只因皇爷专心习武，少近女色，所以这位刘贵妃比较孤独。
后来因习武而与周伯通相好，私生一子，却又遭铁掌帮主残害。段皇爷——
也就是出家后的一灯大师，由于感情障碍，当时也不肯牺牲自己多年练得的功夫去救活孩子。这样一些独特、惨苦的不幸经历，形成了瑛姑变态、阴郁的性格。为了报仇，她埋伏下狠毒的用心，宁愿跟自己心目中的仇人同归于尽。这个人物使我们想起曹禺话剧《雷雨》里那个繁漪：两人性格非常接近，金庸写瑛姑时也许受到过繁漪性格的启示。再有，《天龙八部》写萧峰得知“带头大哥”是段正淳以后，就约他晚上见面，准备亲手报父母被杀之仇。
这是雷雨之夜，萧峰一猛掌伤了对手，结果发现对手竟是自己心爱的阿朱。
这种在雷雨之夜发生家庭悲剧的构思，大概也包含了一些西方近代戏剧和曹禺《雷雨》的影响。
《侠客行》里谢烟客盘问小乞丐，金庸写了一段非常有趣的对话：
谢烟客凝视小丐，问道：“你叫什么名字？”小丐道：“我..我叫狗杂种。”
谢烟客大奇，问道：“什么？你叫狗杂种？”小丐道：“是啊，我妈妈叫我狗杂种。”
谢烟客一年之中难得笑上几次，听小丐那么说，忍不住捧腹大笑，心想：
“世上替孩子取个贱名，盼他快快长大，以免鬼妒，那也平常，什么阿狗、阿牛、猪屎、臭猫，都不稀奇，却哪里有将孩子叫为狗杂种的？是他妈妈所叫，可就更加奇了。”
那小丐见他大笑，便也跟着他嘻嘻而笑。
谢烟客忍笑又问：“你爸爸叫什么名字？”小丐摇头道：“我爸爸？我..
我没爸爸。”谢烟客道：“那你家里还有什么人？”小丐道：“就是我，我妈妈，还有阿黄。”谢烟客道：“阿黄是什么人？”小丐道：“阿黄是一条黄狗。我妈妈不见了，我出来寻妈妈，阿黄跟在我后面，后来它肚子饿了，走开去找东西吃，也不见了，我找来找去找不到。”
别小看了金庸笔下这条黄狗。这条狗对于被母亲叫做“狗杂种”的孩子来说是真正的伙伴，它实际上发挥了重要的陪衬作用，衬托出孩子的孤独、寂寞、无依无靠。这使人联想到沈从文中篇小说《边城》里写的翠翠家里那条黄狗，那也是很好的陪衬。作家汪曾祺曾经在一篇文章中评论到沈从文笔下的狗，他说：“黄狗也写得很好。这条狗是这一家的成员之一，它参与了他们（祖孙二人）的全部生活，全部的命运。一条懂事的、通人性的狗。—
—沈从文非常善于写动物，写牛、写小猪、写鸡，写这些农村中常见的，和人一同生活的动物。”(3)金庸喜欢沈从文的作品，可能无形中受到启发。另外，金庸小说对“回疆木卓伦部”（《书剑恩仇录》）和关外女真部族（《天龙八部》）的描写，对这些少数民族雄强自尊、英勇抗暴的民族性格的歌颂和他们粗犷真挚、活泼健康的爱情生活的赞美，也使人联想到沈从文小说《七个野人与最后一个迎春节》、《媚金、豹子与那羊》、《龙朱》等。金庸获中国文化部奖的《绝代佳人》，就是依据郭沫若历史剧《虎符》改编的。金庸在《韦小宝这小家伙》一文中，还曾称赞朱自清的《背影》是“一篇描述父爱的动人作品”(4)。所有这些，都使我确信，金庸小说曾经得益于五四新文学。
后来，随着金庸小说读得越多，我越是觉得自己对金庸的新文学根抵及其在小说创作中的作用估计不足。1995 年对他的一次专访，终于使我了解到金庸从抗战后期起就具有新文学和西方近代文学的修养，他写的新文学小说《白象之恋》，当年曾获得重庆市政府二等奖（见本书《金庸答问录》），事实上，“五四”新文学和西方文学的根柢，对于金庸武侠小说创作不是起着一般的作用，而是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可以说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小说的思想面貌和艺术素质。如果说中国传统文化构成了金庸小说丰富的文化意蕴的话，那么，“五四”新文学和西方近代文学的修养造就了金庸小说的内在气质。金庸写武功时常常强调内功是各门功夫的基础。我们也可以说，“五四”
新文学和西方文学的修养，就是金庸的真正“内功”，虽然他写的是武侠小说，表面上似乎只采用传统小说的方式和语言。金庸事实上是运用中国新文学和西方近代文学的经验去创作武侠小说、改造武侠小说的。中西古今的丰厚学养，使他的作品已突破了一般通俗文学水准而具有高雅文学的一些特质。
以下将从五个方面说明我产生这种看法的根据。
第一，金庸小说从根本上跳出了传统武侠小说那种着力编故事的创作路数，而把人物塑造、性格刻画放到了首位。这是“五四”新文学和西方近代文学哺育的结果。如果要探讨通俗文学区别于高雅文学的特点，那么首要的一点就在于通俗文学看重编故事，努力强化故事情节，这是由通俗文学重视商业性、要吸引众多读者的根本性质所决定的。高雅文学、严肃文学则不是这样。“五四”以后新文学中的小说，首先重视的是人物性格的刻画，故事情节可以淡化，甚至根本没有什么故事，却不能没有性格。在性格和情节的关系上，新文学家把性格当做核心，而把情节当做派生的东西，认为“情节是性格的历史”。这是一种世界性的文学经验，是18—19 世纪欧洲文学从浪漫主义转向现实主义才产生的。在此以前的欧洲文学大量的也是讲故事，如骑士文学。甚至在亚里斯多德的《诗学》中，也把故事情节放在首位，而把性格放在第二位。亚里斯多德说：“情节乃悲剧的基础，有似悲剧的灵魂；‘性格’则占第二位。”(5)在中国作家中具有整体的自觉，则从“五四”开始。金庸也正是接受了“五四”新文学和世界近代文学的这种经验的。作为一个武侠小说作家，他当然不能轻视情节，但他决不任意编造情节，他更看重的是人物性格，相信高尔基说的“情节是性格的历史”这条小说学中的真理，坚持从性格出发进行情节的设计，因而他的小说情节显得曲折生动而又自然合理。金庸曾说：“我个人写武侠小说的理想是塑造人物。..我构思的时候，亦是以主角为中心，先想几个主要人物的个性是如何，情节也是配合主角的个性，这个人有怎样的性格，才会发生怎样的事情。”(6)金庸在每部小说的《后记》中，几乎都要谈自己想写什么样的性格，强调“一切发展全得凭他的性格而定”(7)，可见他对性格刻画的重视。总之，从情节出发还是从性格出发，最后落脚到情节还是落脚到性格上，这是一条分界线，区别着通俗文学和高雅文学，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也区别着传统小说和“五四”以后的现代小说（因为中国传统小说从说书发展而来，也有从故事出发、落脚到故事的倾向，只有《红楼梦》等少部分作品例外）。金庸是站在“五四”
新文学一边的。他的小说事情是虚幻的，性格却是真实的；他能够写出那么多人物性格，不但能够写出许多单纯明确而有人性深度的“扁平人物”（福斯特语，包括郭靖在内），而且能够写出不少复杂和多棱面的“圆形人物”
（如瑛姑、杨过等），甚至能够塑造出像乔峰、岳不群、韦小宝、令狐冲等一批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的典型。这种情况决不是偶然的，应该归功于金庸的新文学和西方文学的修养。
，金庸小说的内在结构是《子夜》、《四世同堂》式的，或者准确一点说是西方近代式的。有时作者虽然也拟一点回目，但小说本身完全不是旧式的章回体结构，而是一种多重矛盾、多条线索、纵横交错而又相互制约的网状结构，它适宜于表现比较宏大复杂的内容，较之章回体那种通常是单线行走的结构方式有大的突破。像《天龙八部》这种有三位主人公、地域又如此辽阔、涉及的武林集团又这么多的长篇小说，不采用这类蛛网式结构就满足不了内在的要求。服务于这种结构，金庸又采取了西方近代小说常用的一系列手法如倒叙、插叙、悬念、闪回、反讽等等。光拿悬念一项来说，似乎中国传统小说早就有，其实金庸小说的悬念与过去章回体小说也有很大不同。传统小说的悬念主要在回与回之间，是说书人为了吸引听众明晚再来而设的单纯卖关子，金庸小说的悬念是巨大情节的中断，是积累了大仲马的浪漫主义小说和近代侦探小说、推理小说的艺术经验而发展起来的，往往具有更大的吸引力。哪怕是局部的结构，金庸也注意借鉴“五四”新文学和西方文学的经验。拿悲剧的结构方式来说，乔峰的悲剧之中就透露出古希腊悲剧的某种模式。这位武功极高、人品又好、又有高度领袖才能的英雄人物，却遭遇着类似索福克勒斯笔下的俄狄浦斯王的命运。他越想挣扎和反抗，命运的绳索越是把他捆绑得紧。原来，那些存心与他作对的丐帮成员全冠清之流竟是对的，乔峰反倒错了。他真的是契丹人，不是汉人。他自以为遭到了天大的冤枉和诬陷，因为义父母、师父及一系列武林义士的被杀与他无关，而最后证明，人家并没有完全冤枉他，这些人被杀都与他有关，因为杀人者就是他的父亲。乔峰越想洗刷，越是证明自己罪责难逃。这难道不正是希腊悲剧《俄狄浦斯王》的模式吗？那位娶了忒拜王后的俄狄浦斯王，碰上连年瘟疫，于是求阿波罗神指示，阿波罗说，有人杀父娶母，致招天谴。国王努力寻找这个罪魁祸首，终于发现罪魁祸首就是自己。原来，当初王后怀孕时曾有异梦，祭师解梦说，此子将来娶母为妻，为国招祸。于是孩子生下之后即被脚跟钉钉，弃于荒野，正好被邻国国王抚养成人，这就是俄狄浦斯。他曾向命运顽强抗争，但抗争的结果却使厄运更快地降临到自己头上。真相大白之后，俄狄浦斯只得悲壮地刺瞎双目，终身流浪。金庸借鉴《俄狄浦斯王》这种命运悲剧的模式去写乔峰，却发人深思地提出：在民族矛盾尖锐的年代，个人出身虽无法选择而民族关系却需要正确处理。毫无疑问，“五四”新文学和西方文学结构模式的借鉴和吸取，大大拓展了金庸小说的生活容量，同时也大大增强了金庸小说的艺术力量。这也正是金庸小说成功的奥秘之一。
第三，金庸的语言是传统小说和新文学的综合，兼融两方面的长处，通俗而又洗练，传神而又优美。但如果仔细考察，金庸语言的基础仍是新文学，或者说主要得力于新文学的修养。他保持了“五四”新文学语言的新鲜活泼，少了一点欧化，增加了一点浅近的文言，既流畅利索，又古朴有力，类似于沈从文。金庸小说因为取历史做背景，必须和过去年代的气氛协调，必须避免太现代化的词语。他在《射雕英雄传》的《后记》中说：“我所设法避免的，只是一般太现代化的词语，如‘思考’、‘动机’、‘问题’、‘影响’、‘目的’、‘广泛’等等。‘所以’用‘因此’或‘是以’代替，‘普通’用‘寻常’代替，‘速度’用‘快慢’代替，‘现在’用‘现今’、‘现下’、‘目下’、‘眼前’、‘此刻’、‘方今’代替等等。”但除了这些，金庸小说语言的神韵还是新文学的，早年作品更清楚地显露出这种痕迹；尤其是《白马啸西风》和《飞狐外传》，可以说就是采用新文学语言写成的，《飞狐外传》则到后来才“改写了太新文艺腔的，类似外国语文法的句子”(8)。
所以总体上看，金庸从新文学语言吸取了大量营养，才造就了他出色的富有表现力的叙事语言。举例说，《射雕英雄传》第一回是这样开头的：
钱塘江浩浩江水，日日夜夜无穷无休的从临安牛家村边绕过，东流入海。
江畔一排数十株乌桕树，叶子似火烧般红，正是八月天时。村前村后的野草刚起始变黄，一抹斜阳映照之下，更增加了几分萧索。两株大松树下围着一堆村民，男男女女和十几个小孩，正自聚精会神地听着一个瘦削的老者说话。
过去的侠义小说会这样开头吗？不会。这完全是新文学的写法，语言也是新文学的语言，只是稍稍变文了一点而已（“浩浩江水”、“东流入海”、“斜阳映照”等等）。值得注意的是，不说入秋季节而说阴历的“八月天时”，从计时方法一下子点出这是中国古代；不说杭州而说“临安”，从地名称呼一下子点出故事发生在南宋年间；短短一段文字，把钱塘江边的地理环境，南宋年间的历史气氛，当地人爱听说书的风俗人情，到中秋前后的自然景色，都简洁动人地写了出来，多么富有表现力！看似平淡，其实很经得住咀嚼品尝，这就是新文学语言的魅力！
再看《侠客行》第六章，丁不三和他的孙女丁珰救出石破天后撑小船回家，作者写了这样一段文字：
小河如青缎带子般，在月色下闪闪发光，丁珰竹篙刺入水中，激起一圈圈涟漪，小船在青缎上平平滑了过去。有时河旁水草擦上船舷，发出低语般的沙沙声，岸上柳枝垂了下来，拂过丁珰和石破天的头发，像是柔软的手掌抚摸他二人头顶。良夜寂寂，花香幽幽，石破天只当是又入了梦境。(9)
这也是地道的新文学的写景文字。如果说有不同的话，是它比一般新文学作品写得更优美。也许我孤陋寡闻，我在许多新文学作品中还没有读到过这样优美而富有感染力的文字。一个“小河如青缎带子般在月色下闪闪发光”
的意象，就把不少新文学作品比下去了。足见金庸本人的新文学修养和才华之高！
金庸小说在人物语言方面的长处，是能紧扣住特定人物的性格、经历以及特定的语境。这也是综合了包括“五四”新文学在内的艺术经验的。一些江湖人物的口语，用得尤其成功。《射雕英雄传》第一回中，当杨铁心妻子晕倒在地，丘处机为她诊脉后笑道：“尊夫人有喜啦！”杨铁心问：“当真？”
丘处机说：“贫道生平所学，足以自慰的只有三件。第一是医道，炼丹不成，于药石倒因此所知不少。第二是做几首歪诗。第三才是这几手三脚猫的武艺。”说得谦虚得体，很有分量，又很贴合人物身份。第十八回黄药师听女儿黄蓉说曾经拜洪七公为师后，非常高兴，说：“七兄青眼有加，兄弟感激不尽，只是小女胡闹顽皮，还盼七兄多加管教。”说着深深一揖。洪七公笑道：“药兄家传武学，博大精深，这小妮子一辈子也学不了，又怎用得着我来多事？不瞒你说，我收她为徒，其志在于吃白食，骗她时时烧些好菜给我吃，你也不用谢我。”说着两人相对大笑。这段对话，既符合黄药师与神丐洪七公两位武功大宗师的身份和情谊，也显示他们各自的性格（洪七公性格风趣，又确实嘴馋贪吃）。又如欧阳克在傻姑店中抓住陆冠英并且调戏他妻子程瑶迦时，就完全是一派流氓的无耻口吻，他说：“昨晚你两个成亲，我在隔壁听得清清楚楚。洞房花烛，竟不宽衣解带，天下没这般的夫妻。你连新娘子也不会做，我来教你。你把全身衣裳脱个干净。只要剩下一丝半缕，我立时送你丈夫归天，你就是个风流小寡妇啦！”又笑道：“脱了衣裳有什么要紧？你打从娘肚皮里出来时，是穿了衣裳的么？你要自己脸面呢，还是要他性命？”金庸写人物的说话，宗师像个宗师，小姐像个小姐，流氓像个流氓，乞丐像个乞丐，很成功。
第四，金庸小说有意境。“意境”是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者提出的一个高层次的美学范畴，虽然理解上至今并不太一致。我倾向于把它理解为作品形象和语言艺术所提供的无穷余味。它是中国古典文学领域中产生的，但并不局限于中国古典文学，而具有普遍的意义，可以说适用于世界上一切高品位的文学艺术。拿俄罗斯文学来说，屠格涅夫的小说和散文诗是有意境的，契诃夫的中短篇小说和戏剧是有意境的，普希金的诗和小说、高尔基的小说和散文也都是有意境的，更不用说陀斯妥也夫斯基和托尔斯泰的作品了。中国初期新文学中，鲁迅的小说、散文和散文诗，叶绍钧、冰心、郁达夫、台静农、彭家煌的一部分优秀作品，也都是有意境的。金庸所喜欢的沈从文的小说，同样有意境。正是在“五四”新文学和欧洲优秀作品的熏陶下，又从自己四十年代后期起从事的新文学创作实践中，金庸形成了重视意境、创造意境的艺术追求。著名的美国华人学者、研究中国文学的专家陈世骧盛赞金庸小说有意境(10)，这是一语中的之论。试读金庸许多作品，不都是在肯定人生庄严价值的同时，又展现出人世无处不有的遗憾，留下种种象外之旨，言外之意，令人久久回味么？《天龙八部》到后来，吃尽民族矛盾之苦的萧峰，终于为宋、辽两族人民的和睦相处而悲壮献身；到处留情的段正淳，和他的妻子以及情妇们一一殉情或被杀；而久久做着皇帝梦不醒的慕容复，则坐在坟头上对着一群乡下孩子南面称孤。全书最后两句是：“众人都悄悄退了开去。但见慕容复在土坟上南面而望，口中兀自喃喃不休。”“喃喃不休”些什么，我们不得而知，也许他为做“坟头上的大燕皇帝”很满意吧。读到这里，我们实在不知道该是好笑，还是悲哀，抑或是怜悯，这是一种难以言说的意味。在心灵震颤之余，我们不能不为之深长思索！《侠客行》中那个抢了情敌之子以泄恨的梅芳姑，在逞其快意、遂其私欲之后十几年，又以处女之身自尽而亡，这使主人公石破天不禁产生“我是谁”的一片迷茫，也使读者从中咀嚼着某种人生意味。《飞狐外传》的主人公胡斐，安葬了为爱他而牺牲的姑娘程灵素，又送别他自己所爱却早已出家为尼的袁紫衣，望着袁紫衣西去的背影，他心中无限惆怅，连“他身旁那匹白马”也“不由得纵声悲嘶，不明白这位旧主人为什么竟不转过身来”。而中篇《白马啸西风》的结尾，则是女主人公李文秀怀着爱情上不如意的深深遗憾告别回疆大漠，骑着白马东来，作者以舒缓而带点伤感的调子叙述道：
白马带着她一步步地回到中原。白马已经老了，只能慢慢地走，但终于是能回到中原的。江南有杨柳、桃花，有燕子、金鱼..汉人中有的是英俊勇武的少年，倜傥潇洒的少年..但这个美丽的姑娘就像古高昌国人那样固执：“那都是很好很好的，可是我偏不喜欢。”
“如果你深深爱着的人，却深深地爱上了别人，有什么法子？”这问题不但可兰经上没有答案，任何人也提不出解决的办法。——这就是人生，是人生的本色和本味。金庸小说的意境，就在于形象含蓄地写出这种人生的本色本味，写得委婉别致，写得韵味深长！这是文学的上乘境界。
最后，金庸具有开拓创新和严肃认真的创作态度，这也是和“五四”新文学家一脉相承的。茅盾评论鲁迅小说集《呐喊》时说：“在中国新文坛上，鲁迅君常常是创造新形式的先锋；《呐喊》里的十多篇小说，几乎一篇有一篇新形式，而这些新形式又莫不给青年作者以极大的影响。”(11)金庸的十五部中长篇小说，也可以说每一部都有自己的新形式，都有自己的探索和创造。它们各不相同，从人物性格、故事情节、主题思想、结构方式到叙事风格，都在不断变换，不断突破，既不重复别人，也不重复自己。武侠小说作为通俗文学的一种类型，本来是容易模式化的。就连梁羽生这样文字修养很不错的好手，他的小说真正很有特点的也不多，更多的是才子佳人故事的一再重演。正像有的同学所说，梁羽生的家族系列，由父而子而孙，但子肖其父，孙又肖子，这种故事极容易让人厌烦。古龙叫喊“突破”与“创新”，但稍有突破后又形成自己新的模式，仍在不断自我重复。只有金庸，做到了每部作品都有一番新的面貌，新的气象，尽可能不自我重复。虽然他的小说也有“众女恋一男”这种带点模式化的因素，但一经不同的组合搭配，又以真实的人生体验为基础，总体上就比较经看，他确实做到了不断开拓创新，一步一个脚印往前走。从第一部《书剑恩仇录》到最后一部《鹿鼎记》，每个读者都能测出其间路程多么漫长，变化多么巨大，简直让人难以相信它们出自同一个作家之手。这些作品当中，有的气象阔大，含蕴深沉（如《天龙八部》）；有的精致典雅，玲珑剔透（如《越女剑》）；有的叙事严整，结构紧凑（如《侠客行》）；有的三部相连，各有重点（从《射雕》、《神雕》到《倚天屠龙》一写“侠”，一写“情”，一写男子之义）；有的类似于戏剧（如《雪山飞狐》），有的是抒情诗体（如《白马啸西风》），有的属政治斗争的寓言小说（如《笑傲江湖》），有的乃浮世绘式的讽世作品（如《鹿鼎记》），也有的喜剧色彩很重，甚至有点像闹剧（如《鸳鸯刀》）。总的趋势是由浪漫传奇到反讽，喜剧成分越来越多。可见金庸小说品种繁多，创新精神强。他连文字笔墨也力求变化，避免雷同。同样写时光的流逝，《射雕英雄传》交代郭靖的成长，用的是：“漠北草原之上，夏草青青，冬雪皑皑，晃眼间十年过去，郭靖已是个十六岁的粗壮少年。”《倚天屠龙记》这样跳跃式地叙述张三丰从少年到了老年：“花开花落，花落花开。少年子弟江湖老，红颜少女的鬓边终于也见到了白发。这一年是元顺帝至元二年，宋朝之亡，至此已五十余年。”而在《白马啸西风》这部诗体小说里，作者的叙事却变得情致绵绵：
时日一天一天的过去，三个孩子给草原上的风吹得高了，给天山脚下的冰雪冻得长大了。会走路的花更加袅娜美丽，杀狼的小孩变成了英俊的青年，那草原上的天铃鸟呢，也是唱得更加娇柔动听了。只是她唱得很少，只有在夜半无人的时候，独自在苏普杀过灰狼的小丘上唱一支歌儿。
可见，作者的文字很注意与作品整体风格的协调，随着作品的不同而发生着变化。金庸的小说发表之后，还要不断打磨，精益求精，有的修改三、四遍，有的简直是重写，这种严肃认真的创作态度，跟一般通俗作家只把小说当一次性消费品可以粗制滥造的想法大异其趣，而和“五四”以来优秀的新文学作家相一致。中国文人自古以来对写作看得很重，曹丕以帝王之尊讲到文章时也说：“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12)这就是优秀的高雅文学作家对待创作的态度，金庸显然是继承了这种态度的。
上述情况表明，金庸运用“五四”新文学和西方文学的经验，对武侠小说从文学观念、小说结构、叙事语言、意境创造乃至写作态度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造和革新。武侠小说到金庸手里，真正登上一个高峰，超越一般所谓“雅”、“俗”之上，而进入优秀文学的殿堂。
注释
(1)《倚天屠龙记》，香港明河社1991 年4 月第12 版，第213 页。
(2)《坟·灯下漫笔》，《鲁迅全集》第1 卷第213 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年出版，北京。
(3)汪曾祺《沈从文和他的〈边城〉》，《晚翠文谈》第145 页，浙江文艺出版社1988 年3 月第1 版。
(4)《韦小宝这小家伙！》，载《绝品》一书，台湾远流出版公司1986年7 月第1 版。
(5)见罗念生译《诗学》中文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 年出版，北京。
(6)王力行：《新辟文学一户牖》，收入《诸子百家看金庸》（伍），台湾远流出版事业公司。
(7)金庸：《倚天屠龙记·后记》。
(8)金庸：《飞狐外传》修订本《后记》。
(9)《侠客行》第165 页，香港明河社1992 年11 月出版。
(10)见《天龙八部》卷末所附陈世骧教授致查良镛信。
(11)沈雁冰：《读〈呐喊〉》，载《文学周报》第91 期，1923 年10 月。
(12)曹丕《典论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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