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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识小录

政治情怀

  不能忘情于政治,是金庸贯穿一生的信念。当然,这种不能忘情是表现为不同形式、不同特点的,非独为官。金庸虽然出生、成长在“地主和银行家的家庭” (《探求一个灿烂的世纪:金庸/池田大作对话录》第246页),但其内在却是传统士大夫精神的,有着儒家以天下为己任的入世情怀。他“积极关心世务和大众” (《金庸小说论稿》第166页引金庸《小序:男主角的两种类型》,严家炎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自有其政治理想,所以他才会在1950年赴京求职。这次求职的失败,意味着他直接参与政治的破灭。

  其后,金庸的政治情怀就迸发在社评与小说之间。他以文人论政的姿态接续了旧《大公报》的传统,体现其立场者,是《明报》极其社评。社评的影响是在政治范围之内的,他浓厚的民本思想、爱国信念决定了他的政治态度。他的小说大多是反映了对理想政治的追求、对政治异化人性的厌恶、对政治人物的批判、对政治现实的失望。他甚至明确地将《笑傲江湖》标为“刻画政治生活”(《笑傲江湖》第1590页),注明《鹿鼎记》 iis7站长之家构思与“文革”、文字狱的密切关系(《鹿鼎记》 iis7站长之家第42页,宝文堂书店1990年版)。陈平原先生曾将金庸定位为“有政治抱负的小说家”( 陈平原《超越“雅俗”──金庸的成功及武侠小说的出路》,载《当代作家评论》,1998年第5期),是真正了解和读懂金庸的知人之评。

  在金庸的世界里,小说与社评以时政为桥梁,形成了互动的关系。一方面社评的写作给小说提供了更多的素材,进一步加深了对政治、人性的认识;一方面小说成为社评之外金庸的另一个倾诉空间。在特定的条件下,二者又与金庸个人的处境纠缠在一起。1967年金庸因在社评中抨击极左人士的立场而生命受到威胁,这时候他引以为榜样的,竟是自己小说中的英雄人物。(《探求一个灿烂的世纪:金庸/池田大作对话录》第122页)

  晚年的金庸,终于有机会为政治状况的好转做一点实事。他访问台湾和内地,殷殷于国事,参加香港基本法草委会,以及后来的香港特区预委会,都可在他的政治情怀中找到答案。热情之高,以至别人以为他有政治野心,图谋香港首任行政长官一职。

  抓住了金庸的政治情怀,也就抓住了金庸一生的主线。可惜多少庸碌的传记作者,还在卖力地喊他“金大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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