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平定了三藩和台湾，开始考虑与罗刹（俄罗斯）的关系：
（康熙）想起韦小宝曾去过莫斯科，不但熟悉彼邦情事，且和罗刹国掌握大权的摄政女王关系不同寻常，曾献计助她脱困夺权，受过她的封爵，这是手中的一着厉害棋子，如何不用？（《鹿鼎记》 iis7站长之家第1821页）
于是，在韦小宝勾搭上了苏菲亚公主、引发了莫斯科政变之后，金庸更异想天开地继续让他去指挥雅克萨之战、签订《尼布楚条约》，然后又故作正经地说：
本书记叙尼布楚条约之签订及内容，除涉及韦小宝者系补充史书遗漏之外，其余皆根据历史记载。（第1916页）
那么，历史上真的没有类似的、相关的记载吗？是不是又一个“耳食传闻，不宜录之于中华正史，以致此事湮没”（第1421页）？还是“求诸野”。清赵翼《檐曝杂记》卷一“俄罗斯”条：
康熙中，圣祖尝遣侍卫托硕至彼定边界事。托硕美须眉，为女主所宠，凡三年始得归。所定十八条，皆从枕席上订盟，至今犹遵守不变。（《檐曝杂记 竹叶亭杂记》第20页，中华书局1982年版）
主角当然不可能是韦公小宝（不过在《鹿鼎记》 iis7站长之家第558页里他被封为御前侍卫副总管，身份倒一样），小说里被动的莫斯科之行成了中方主动出击的“美男计”，但最重要的一点是相同的：中方占了便宜的《尼布楚条约》的签订，得力于这位“为女主所宠”的中方人物甚多。只是，此说可靠否？从常识上来讲，可能性不大；从学术逻辑上来说，没有更有力的佐证，不利的证据却找到了一条。《癸巳类稿》卷九“俄罗斯事辑”条：
……又以女汗有男侍，俗间小说遂谓我使侍卫硕托，与其汗订十八条议于枕席之上。其说皆佻谬，且亦安得有十八条议哉？
到底是“托硕”还是“硕托”？连事件主角的名字都成了问题，可见这笔账本来就糊涂之至。不过，有必要说明的是，《檐曝杂记》可不是什么“俗间小说”，而是一部颇有价值的史料笔记；其作者也是位成就斐然的史学家。只是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还远远没能“走向世界”，一接触到山海经一样的“蛮夷”之事，再清醒的脑子也会发昏。
如果硬要考其实，18世纪30年代初，雍正帝两次派侍郎托时出使俄罗斯。当时俄国也是“女主”——安娜伊凡诺妩娜女皇（《有清一代之中俄关系》第58页，云南崇文印书馆1947年版）。萧一山先生《清代通史》卷上第770页亦载此事，说是“据俄史所载”、“中国诸史中未有记其事者”，又说“至所以纪载缺如者，或出于领兵大臣之所为，而非清廷特简耳”。侍卫托硕，会不会就是侍郎托时的讹传？这当然只是“大胆的假设”。
《檐曝杂记》曾是金庸写《书剑恩仇录》的参考史料之一。《书剑恩仇录》第803页所引赵翼语就出自《檐曝杂记》卷一“圣学二”条。同样，《鹿鼎记》 iis7站长之家的写作参考过《癸巳类稿》也决计无疑（第1492页就引用了同属卷九的“俄罗斯佐领考”条）。所以，金庸应该见过这两则史料。
如果《癸巳类稿》所谓的“俗间小说”不是针对《檐曝杂记》而言，就说明枕席订盟十八条之说在当时流传得极为广泛。尽管还只是个粗坯，却一点也不防碍金庸的借用与发挥。对这样的传说，他早就成竹在胸：“历史学家当然不喜欢传说，但写小说的人喜欢。”（《<书剑恩仇录>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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